明代前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帮开始崛兴，晋商是其中兴起最早、实力最丰、势力最大的商帮。这一时期晋商能够率先崛起，既有区位与资源之便，也有政策之利。山西是连接游牧与农业两大文明的枢纽。独特的区位条件决定了这里的与众不同。战争时期，这里有庞大的军需市场。和平时期，这里有旺盛的民间贸易。山西向来物产丰饶、资源富集。河东盐池与境内丰富的煤铁资源一直是支撑山西数千年商业文明的基石与根脉。

　　明初的“开中法”是激活山西商业活力的兴奋剂。为防御北方残元势力，明初政府在东起辽东、西至甘肃沿长城一线设置了九个重要军事重镇，俗称九边。九边驻兵近百万、军马30 多万，军需开支浩大。九边之中山西有二：大同、太原。明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山西行省参政杨宪向朱元璋建议，与其费钱费力地把军粮从山东德州一带运到大同，不如让山西当地商人直接把粮食送至大同的粮仓，政府给予盐引（取盐凭证，当时一引等于300 斤），商人可凭盐引到盐场取盐。朱元璋同意了杨宪的建议，并于第二年推行全国，称“开中法”。借此契机，商人可将领取的盐转卖，进而获取利润。晋南一带商人率先以地利之便，因盐而兴。这一时期，山西商人以盐、粮、布贸易发家，主要活动于北方边镇、盐场和行盐地区，商人主体集中在平阳（今临汾）、泽（今晋城）潞（今长治）及大同三个地区。这一时期，山西代表性商业家族有蒲州王家、张家、展家，大同薛家等。代表性人物包括蒲州人王现，蒲州人张允龄、张遐龄兄弟，蒲州人范世逵、展玉泉，代州人杨继美，太原人阎居暗等。

　　明中期，在户部尚书叶淇的推动下，输粮换引被改革为直接用白银换盐引，开中法废。当时，两淮一带有大盐场，徽商趁势而起，与晋商在盐界一争高下。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晋商迫不得已从盐业转向多业经营，从而开启了晋商“足迹遍天下”的历程。明中后期的“封贡互市”带给山西的是一大福音。山西处于农业与游牧文明的分隔地带。游牧民族“不事生产”的特点使他们日常需用很大程度上需仰给中原。明中后期，随着蒙古游牧势力的分分合合，袭扰边境的战事大大减少。山西蒲州人王崇古担任宣（府）大（同）总督后，多方斡旋，终于促成明政府答应蒙古俺答汗“封贡互市”的请求。和平逐渐成为边境主题后，汉蒙双方的贸易往来频繁起来。山西与重要的关市东口、西口紧邻，成为汉蒙贸易的先行者与主要参与者。蒙方庞大的市场需求大大吸引了晋商的眼球，由此奠定了日后晋商称雄蒙古草原的基础。明中后期，对于晋商的实力与经营行业，时人谢肇淛（音义同“浙”）概括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安徽），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音同“抢”，穿钱的绳子，泛指钱币）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时人沈思孝也云：“平阳（今临汾）、泽（今晋城）潞（今长治），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在这一时期，蒲州大商业家族利用联姻的方式寻找商业伙伴，巩固商业同盟，使晋商群体实力大大增强。

　　张正明（著名晋商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