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山西民营企业家队伍形象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在引导企业家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创新转型、勇担责任、健康向上等方方面面做文章，更需要培育出企业家的现代商业精神，依法治企和民主治企的精神
目前，山西省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准备召开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可以预见，民营经济将是金融振兴之后的又一轮热词。
山西经济面临困境，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在31个省、市、自治区的GDP增速中排名中，山西省以4.9%的增速垫底。2015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山西经济继续下滑，GDP增速仅为2.5%，位列全国倒数第二。因此，省委书记王儒林开出的三剂药方：科技创新、民营经济、金融振兴，可谓恰逢其时。其中，在之前举行的座谈会上，王儒林就着重指出，“发展民营经济对山西省具有重要意义”。
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民营企业，但即使是山西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年山西的民营企业形象不佳。因此，省委书记王儒林提出，要推动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大力宣传、弘扬、表彰优秀民营企业家，重塑山西民营企业家新形象。
那么如何重塑山西民企的新形象呢？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
构建健康政商关系
2015年7月3日，山西省阳泉市委书记洪发科落马的消息再次震动山西，这是十八大以来，山西落马的第7位地市级市委书记或市长。
阳泉市似乎尤其特殊，连上洪发科，该市前后有三任书记落马。洪发科的前任是于去年8月底被查的原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再之前的是曾经担任阳泉市委书记的侯武杰。此外，还有2014年12月，被山西省人民检察院逮捕的山西省阳泉市原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民。
目前，洪发科落马的具体原因还没有公开，但可以想象，洪发科落马肯定与贪腐有关。此前的白云、侯伍杰、王民落马的罪名中均有此项。
一般而言，在书记、市长落马之后，总会牵出一些民企的老板——这几乎成为了一种规律，书记、市长贪腐的背后，总是难逃民企老板的身影。比如，山西吕梁市原副书记、原市长丁雪峰落马后，吕梁市当地的几位民企大佬如袁玉珠等也被带走。而阳泉市前市委书记白云、侯武杰，阳泉市原纪委书记王民落马的背后，也都有民企老板被有关部门带走或者问话。
不难梳理这些民企与落马书记、市长之间的关系：民企给落马的书记、市长“上供”，落马书记、市长给民企大开“方便之门”。可以说，这种不正常的政商关系极具代表性，几乎就是山西贪官与民营经济共生的“毒瘤”。
山西知名的民营企业大多从事煤炭、钢铁等能源产业，在新兴市场却鲜有作为。而从事煤炭、钢铁这样的能源产业，不可避免地要与掌握资源的官员打交道。从近些年被披露的情况看，从立项、审批到最终建成，从国土、交通、环保、安监、发改委等各个部门，均有贪官与行贿民企的身影。
贪官与行贿民企共同培育的“毒瘤”，其实早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清除“毒瘤”，几乎成为山西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令人鼓舞的是，十八大以来，新任山西省委书记上任以来，正在用霹雳手段进行清除。公开数据显示，王儒林赴任山西后的第一个季度（2014年9月至12月）， 加大反腐力度，效应开始在官员和民企身上反映出来。一种全新的政商关系正在建设之中。比如很多民企开始感觉，“在官员面前有尊严了许多”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725件，处分违纪党员干部7376人，其中撤职以上处分1622人，移送司法机关388人。而山西省纪委在5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第一季度，山西立案3353件，给予纪律处分的3620人，给予撤职以上处分的800人。从受处分人员的职级类别看，厅局级干部有4人，县处级干部138人，乡科级干部929人，县（市、区）书记、县（市、区）长8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29人。
加大反腐力度，效应开始在官员和民企身上反映出来。一种全新的政商关系正在建设之中。比如很多民企开始感觉，“在官员面前有尊严了许多”。那些过去为了企业发展，不得不走关系、运用潜规则的招数开始变得没有用了，那些过去在官员面前不得不强作欢颜、忍气吞声的行为开始有了改变了。
比如，“饭点官员热线”的消失：以前每到午饭或晚饭的时间，一些民企就会收到相关部门官员的电话：“某总啊，我们正在某某酒店，你过来一起喝两口吧，顺便谈谈工作。”这些电话，实质上是叫民企过去买单。现在，由于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几乎已经不可能再接到这种“饭点官员热线”了。而这种“饭点官员热线”的消失，甚至影响到山西各地高档酒店的经营，在山西省会太原，很多高档饭店原先是车水马龙，停车场停满了豪车，现在则门庭冷落，停车场里几乎看不到车辆。
事实上，仅就政商关系而言，山西明清时期的晋商已经就此给出过答案。当时的晋商曾经特别重视“官商经济”，晋商最初通过结托政府，改善官商关系，进行垄断经营，最大限度地节约了经商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并转嫁、分散和克服了经营风险。但晋商也就此逐渐偏离了经商的正道，走上了畸型的发展之路。对政府官员的过分依附，为最终的迅速衰落埋下了伏笔。
今天，山西决计重构新型政商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民营企业家是建立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良好政治生态的构建。山西希望通过引导民营企业家增强法治思维、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坚决抵制污染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的各种潜规则和歪风邪气，从自我做起，自觉做新型政商关系和良好政治生态的构建者。
诚实守信是为商之本
但梳理晋商的历程，诚实守信却是晋商发展与崛起的根本所在。历史上，山西晋商成为十大商帮之首，货通天下、汇通天下，驰骋商界500年，靠的就是信用。就此，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曾经特意举过几个例子：
比如，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的一位经理感叹过：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晋商等做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是从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山西商人。
比如，北京的“六必居”。“六必居”是山西临汾赵氏兄弟在北京开的这个小店铺，做的是油盐酱醋的小买卖，却能长盛不衰近500年，至今仍是国宴必备、世界品牌，靠的就是“六必”即“黍稻必齐、曲蘖必实、湛之必洁、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的诚信经营。
但与历史上的晋商相比，王儒林说，“现在的山西在诚信上出了问题”。
此前，在全省金融振兴工作会议上，王儒林曾经专门点名在全国影响很大，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的联盛、海鑫、中诚信托三起金融风险案件。而在这三起金融风险案件，诚信缺失的影子也是清晰可见。在山西联盛集团，一方面资金紧缺四处借贷，一方面企业老总7000万嫁女摆尽奢华；在山西海鑫集团，供应商们起诉海鑫集团有转移资产恶意拖欠；在中诚信托，“刚兑神话”被打破，兑付危机频现。
山西省金融办曾经全面排查梳理了驻晋金融机构在山西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一共梳理出108个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数也与山西信用环境有关。
为此，王儒林希望要加强“诚信山西”建设：完善信用体系要素，整合公检法、教育、住房建设、商务、环保、水利、交通、工商、食药监管、质监、安监、税务、海关、金融等等各部门的信息资源，建立统一的社会信息平台。坚持不懈努力建成全省社会信用法规制度和标准体系，形成互联共享的公共信用信息系统、比较完善的信用服务体系。其次要着力解决不诚不信的突出问题，完善信用奖惩机制。一方面，对信用记录良好的企业和个人，有关部门要在市场监管、政府采购、税费缴纳等方面给予政策性鼓励，金融机构在授信额度、付款方式等方面给予优惠或便利。另一方面，对那些无视诚信、恶意逃废债务的企业和个人，不仅要加大惩处力度，有的还要公开曝光，让他们付出代价。
事实上，由于企业家自身构成多元，素质参差不齐，一些民营企业负责人生价值取向模糊、社会公德观念缺失、道德诉求趋利明显；遵法守法用法意识淡漠，信权不信法、无知无畏，搞权钱交易、办特权事；对新常态认识不足，发展积极性下降，守业思想加重等等，这些都损害了山西民营企业家队伍的整体形象。
重塑山西民营企业家新形象，就要求引导民营企业家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增强诚信守法意识，强化责任担当，树立良好社会形象，为重塑山西形象做出积极贡献。
以义制利是企业的灵魂
与诚实守信相伴而随的是以义制利，以义制利也是历史上晋商成功的核心根本。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高春平认为，晋商以义制利就是以道德理念作为经营价值观的指导。从历史发展来看，在明确的国家政策法规设立之前，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靠靠义气、道义作为非正式约束的传统道德来维持的。因此，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沉淀，在晋商的经营活动中兼有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的双重作用。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晋商才能称雄商界。
企业家是发展经济的核心力量，其形象和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富民强省目标的实现。因此，对于山西来说，重塑民营企业家形象，是净化政治生态的必然要求，是重塑山西形象的重要方面，也是推动全省“六大发展”的有力支撑
高春平认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晋商把商人的伦理道德和经济效益有机地融合起来，不仅靠谋略权变制胜，还以义制利，用信义折服天下人。他们的经营活动同传统文化所提供的道德理念和经营价值观密不可分。晋商深知只有讲信誉、重然诺、不欺不诈，人们才乐于跟他们交易。商业盈利是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态度来取得，永葆信誉才能成功。而在全球化和市场开放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在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做以义制利的典范，不仅是企业的重要使命，也是全社会对企业的殷切期望。
“正如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说：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只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社会而存在，企业也不例外。只有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能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也才能走得更远。”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副教授乔南则表示，实体企业应当牢记这一点，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创造企业和社会共享价值的长期行为，把诚实守信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措施。
其实在这一方面，山西民企做得很不错。在抗震救灾、扶贫帮困、捐资助教、产业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上，山西民企慷慨解囊，已成为山西省慈善公益事业重要的、稳定的捐赠来源。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山西省民营企业实施光彩事业重点项目2415个，投入资金800多亿元，安排就业70万人，使46.5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参与百企千村产业扶贫项目307个，投入资金740亿元，创造就业岗位15.6万个，带动脱贫人数249万人；建立光彩林义务植树基地120个，捐助绿化费4.64亿元，捐助社会公益事业100多亿元，“感恩行动”受到中央统战部表彰并在全国进行推广。因此，山西省工商联主席李武章说，从实施光彩事业重点项目到参与百企千村产业扶贫，从修桥补路到建设新农村，从扶危济困到帮扶“三老”，从绿化荒山到兴建光彩林，从捐钱捐物到科技扶持，三晋大地涌现出了一批可歌可赞的民营企业代表人物，用实际行动树立了大德、大爱、大义的责任晋商形象。
其实，无论政商关系还是诚实守信，在法制的框架内都有答案。山西省工商联的有关领导还在多个场合都提出推进依法行政，切实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主张。比如要依法确定行政权力。按照“六权治本”的要求，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拿出政府“权力清单”，按照“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拿出企业“负面清单”，按照“法定责任必须为”的原则拿出政府“责任清单”，从法制和制度上规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整合行政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跨部门、跨行业综合执法。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对行政不作为和执法不当造成损害民营企业利益的，依法予以赔偿，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魏建华表示，目前我国的法律框架已经日趋完善，在依法治国的大原则下，商人诚信守法，官员依法行政，这是大家都应该各自守好的底线。
重塑山西民营企业家队伍形象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在引导企业家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创新转型、勇担责任、健康向上等方方面面做文章，更需要培育出企业家的现代商业精神，依法治企和民主治企的精神。企业家是发展经济的核心力量，其形象和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富民强省目标的实现。因此，对于山西来说，重塑民营企业家形象，是净化政治生态的必然要求，是重塑山西形象的重要方面，也是推动全省“六大发展”的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