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前是山西商人资本的发韧前期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之时，山西的榆次、安邑就是有名的商业集镇，对内使“工商食宫”，对外便“轻关易道通商”。以后，“猗顿居犄氏，用盐盐起”。《孔丛子》又说，他受陶朱公之教，“大蓄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赞比王公，名驰天下”今临持县王寮村有猗顿之墓，并有陶朱公庙、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今晋城市）、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近年在山西出土有公元四至七世纪萨珊王朝金币，虽不能认定隋唐时期已有山西商人到过伊朗，然而山西商人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却是毋庸置疑的。就作者所见资料，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宋元时代是山西商人的发韧时期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至道二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庆历年间（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宋王朝出藏绢二千余匹，市马于山西奇岚，又诏三司出绢三万匹，市马千山西各州府。其它商品交易，“非官市者听其与民交易。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明朝的晋商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现在的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清代的晋商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
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驼帮是晋商中以骆驼运输为住2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的产品为茶叶。当时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晋商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晋商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收购上茶叶以后就地加工成砖茶，然后经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运往他的各个分号。晋商的茶叶主要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在销往蒙古的时候要路过杀虎口。遗址在现在的朔州的右玉县，当时运销茶叶非常艰险。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我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由平遥李家独资创办的日升昌票号，地址在平遥的西大街上，现在一开发为“中国票号博物馆”。当时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祁县、太谷人群起仿效，形成了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祁太平三帮曾有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的美誉。当时全国51家大的票号中，山西商人开设有43家，晋中人开设了41家，而祁县就开设了12家。在这些票号中值得一提的是祁县的第一家票号合盛元。1907年时，合盛元票号不惧风险，远涉重洋，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洲等地，设立了票号分庄，从事国际汇兑业务，开设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晋商
明清时的晋商
垄断西北市场
在我国西北地区出产许多名贵药材，如甘草、杨记、房香等，尤其是大量的皮毛诸类商品，须向外输出。那里需要的茶叶、布匹、绸缎需要由外地购进，从事这项交易活动的主要是山西商人。
甘草产地在内蒙西部和陕西、甘肃、宁夏北部地区，清末年产量约八百万斤。而这里甘草的创制、加工、买卖多系山西人。最初是清乾隆年间，保德县人王蕊因生活困难，流落口外，在达拉特旗的一个寺庙佣工糊口，得寺庙住持信任而允刨来该商属荆棘地的甘草而逐渐扩大，以后创办了“西碾房”，并世代相传．同时代还有定襄人张六乡之子孙，在梳棉旗刨采，设“德盛成”。保德人张家开设“十盛恒”，杨家开设“义成远”，卢家开设“仁和永”，太谷李家开设“德盛亨”，忻县张家开设“永和西”，祁县张家开设“广庆泰”。从事甘草买方和卖方中介人的是甘草店，最初是嘉庆、道光年间保德马家在河口开设的“晋益恒”，光绪初年开始，又有“庆和成”、“信成”、“日生”、“公义昌”、“庆记”、“裕隆和”、“集义昌”等先后开设。遇过草店之手，销往河南、河北、天津、山东、湖北、湖南、汉口、上海、香港以及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有敬义泰、合盛恒、恒盛裕、庆泰亨等由山西万泉商人、平遥商人、榆次商人、猗氏、临晋商人开办。著名的宁夏拘杞，半数以上掌握在“庆泰亨”手中。在宁、蒙、甘三省交界有个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向有“小北京”之称，那里最大的商号“祥泰隆”是山西平遥人经营，当地有“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的谚语，它收购皮毛运销内地或天津，贩日用百货于此销售，供应蒙回汉各族人民。在青海，“商业主要由山、陕两省的客商经营，其中尤其以山西人较多，来宁（西宁）时间也较早，如“合盛裕”、“晋益老”商号都有二百九十年以上的历史。在青海的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新疆塔尔巴哈台、伊犁、和阗、叶尔羌等地、“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西藏、青海一带高山中产麝香，山西闻喜人多年在打箭炉一带设立企业，收购此宗物品。”
独占北京商业之鳌头
北京商业，自明以来山西人就很活跃，到清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北京的粮食米面行，多为山西祁县商人经营；北京的油盐酒店，多为山西襄陵人经营；北京的纸张店，多为山西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北京的布行多为山西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其他如颜料、染纺、干鲜水果、粥行等都是山西人占优势。专为宫廷搬运元宝的“茂盛水”，专为下层人服务的小米粥摊贩，都是山西翼城人。北京至今仍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均是山西浮山、临汾等地商人经营的企业。但是势力最大的还是经营货币信用活动的银钱商人。北京前门外的草广胡同、施家胡同、大栅栏、粮店街一带为山西商人聚居经营之地。当时虽然江浙商人、山东商人、潮州商人等都在京城还利，而山西商人则独占鳌头。
在南方诸省的活动
“四川隆昌、荣昌、内江一带盛产夏布，为朝鲜族喜穿之衣，中国人畴昔也有穿者。经营此业者，均多山西中区人”。在云南昆明的黑龙潭，笔者曾见到残碑一块，记1838年（道光十八年）建筑文昌等殿宇时，“云贵总督史捐银四十两；云南布政使捐银三十二两；山西太原府榆次孙云汉捐银二十两。”孙氏无官衔，捐款名次紧列布政使之后，可以认定为在当地经商的山西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晋阳人周永沣在昆明金殿有三笔捐献。一是大铜鼎一尊，直径约一米多。高约一米半；二是铜殿悬挂铜制牌联一幅，长约2—3米，宽约15－20厘米，厚约2—4厘米；三是重修殿宇捐银6O两，这也是山西商人。在贵州，山西盐商挟川盐入黔，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郭某雇工制造”，开始只是“盐商自饮”，后来“出现专为销售的烧房”，“从山西雇了酿造杏花村汾酒的工人来茅台村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研究制造。”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一带产茶叶，很早就为山西晋中地区商人经营，最盛时，有一百多家专营商号，清时称为茶帮。而帮内又分榆（次）帮，太（谷）帮、祁（县）帮。广州有一条长街叫濠畔街，其房子多是山西票号、杂货商、药材商修建的。海禁未开以前的广帮，如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的茶叶，如销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商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潮帮商人又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转销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更是山西商人活跃的重要舞台，扬州盐商、江西茶商、福建菜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山西商人最为活跃。
对国外市场的开拓
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发展水平的另一个标志是对国外市场的开拓。明代山西商人努力已发展到全国以至东南沿海。其时海禁森严，只限国内贸易。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1727年（雍正五年）、1736年（乾隆元年）多次申禁，仅特许苏浙闽粤人可以出海，故晋商北趋以求陆路与俄贸易。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自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往来，并许其互市。从此山西商人便开始向北活动。1727年（雍正五年）《恰克图条约》签订，两国以恰克图为贸易市场。直到1851年（咸丰元年），政府始终不收税，商人获利丰厚，也不像广州那样要经过行的剥削。山西商人在湖北、湖南、江西、福建采购并加工包装砖茶，由陆路一直运往恰克图，销于恰克图市场。“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恰克图位于中俄边界，中俄两国各建一城毗连，中国方面叫买卖城，俄国方面叫恰克图，俄方恰克图为正方形，以木栅为垣，中方买卖城为矩形，亦以木为垣。先后在这里建立了许多大型商号。
恰克图的山西商号
大升玉（榆次常家）永玉恒
福源德天庆隆
天和兴祥发永
恒隆光（祁县乔家）永光发
锦泰亨（太谷曹家）大泉玉（榆次常家）
久成兴壁光发（汾阳牛家）
独慎五（榆次常家）万盛永（汾阳赵家）
大德玉（榆次常家）永玉亭
大美玉（榆次常家）公和盛
锦泉涌（太谷曹家）火成庆
大盛魁（祁县史家等）广金泰
兴泰隆永和玉
公和盛大珍玉（榆次常家）
万庆泰复沅德
公和浚
除中俄边界的交易外，各商号在俄国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今、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皮斯克、彼得堡等城市都设有分号。输出的主要是茶叶、绸缎、绫罗、绢纱、磁器、手工艺品、烟等，输入的主要是哈喇、呢子、毛毯、哔叽、钟表、金沙、皮毛、五金、玻璃器具等。恰克图交易，开始时年交易额大约一万卢布，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输入1，484，712卢布，输出为1，383，621卢布。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交易额达到1，28O万卢布。徐沟县“万胜通”、“万胜顺”、“万胜高”、“豫盛达”等就是专门在省内推销俄国货的“羌贷庄”。此外，山西商人对朝鲜、日本也有商品交易活动。对朝鲜主要输出复布，输入人参，榆次常家人称“人参财主”。对日本贸易有文字记载的主要是介休范家，他垄断对日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晋商到俄罗斯贩卖茶叶
垄断对蒙贸易
汉民族对蒙古游牧民族的贸易，一般都要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俗称东口和西口，为商品交流的必经之地。张家口，据顺治《云中郡志》：这里“商贾皆出山右人，而汾介居多，隆世达居，婚嫁随之。”道光《万全志》说到张家口名商八大家时：“八大家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八家主之。”清入关以后。命范永斗等为皇商，给予种种特权，允许其贩卖食盐，允许其在蒙．古森林淡水出售，允许其组织山西人到新疆从事贸易。“张家口最大的企业是山西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于清初开设至光绪末年倒闭，临倒闭时，光顶身力之职员有二百九十人左右，而末顶身力之职员亦在几百人，有的说共职员一千人左右，有的说七八百人，是清朝时期对外蒙和俄国等地贸易的中国第二大型企业”。
这个时期“每天从外地进入张家口之皮张、药材、杂物、牛马羊等可售一干两银子”。 其他商号如“长盛川”，“大感魁”，“大昌川”等，都是重要的旅蒙商。“大昌川”茶店院内还有康熙皇帝赐予的双龙石碑，以表彰山西旅蒙商人的功绩。张家口城在清代的发展，是同山西商人对蒙贸易紧密相连的，张家口上堡的日升昌巷，下堡的锦泉兴巷，就是山西货币商人建立起来的，并是以票号，银号名称来命名的。由张家口往北经多伦至齐齐哈尔、呼伦贝尔，是山西商人对蒙古东北部贸易的一条重要商路。呼伦贝尔城即海拉尔城，是1723年（雍正十年）因该地“水草丰茂，树木丛生，禽兽繁殖，土地膏腴”，奏准建城。“于伊敏河左岸筑土房为围，划清街道，把山西行商市易，为蒙旗会集场。……城周四里余，就商户市房为垣”。至今该地还有一个正阳街，为山西宁武人聚居之地，山西人吃醋的习惯也流传在当地蒙民之中。对蒙贸易的西口，即杀虎口，后改移归化城。据《绥远通志稿》说：“绥为山西辖境，放经商于此者多晋籍。其时贩运货物，经过杀虎口交纳关税后，至归化城行销无阻”。
这里的山西商人，分行商与坐商。行商贸易于大青山后和西营一带，需向绥远将军署领取理善院颁发的“龙票”，这种“龙票”不仅便于清政府管理，而且对旅蒙商也是一种特殊照顾，持此“龙票”贸易者，“蒙户如有拖欠，札萨克有代为偿还之责，且旗长对于此等商户，纯以礼客遇之。”所以，旅蒙商很少亏折，获利巨厚。赴蒙古草原贸易者，其经营地域有前营、后营及西北营路之众前营即乌里雅苏台一带，后营即科布多一带，西北营路则是北雅尔、伊犁、古城子（奇台）、红庙子等处。这种贸易，“途中均无旅店可宿，须结驼队运输，自携锅帐”。“运输之货、以绸缎、布匹、茶、糠、烟为大宗，而以其他杂货附之，运回者，以绒毛、0皮毛、各种牲畜为主。”从新疆方面回来的还有白银、金砂、鹿茸、葡萄干、杏瓜之类。运回之货物在丰镇、归化、包头出售。大约每年将二十余万只羊卖给京羊在。鹿茸开市之时，交易量日达二十万两白银，甘草约五十万银元。上述行商之中，专门定草原到蒙民中去贸易的商人因为会说蒙古语，称为“通事行”。当时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它创办于康熙年间，1929年（民国十八年）倒闭。盛时驼队有一万六千到二万峰骆驼。人们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够用开十两重的银子空风良论到北京铺一条路。其从业人员之众，有六、七千人；其活动舞台之广阔，囊括内蒙各盟旗和外蒙古喀尔喀四大部、唐努身染海、科布多、马里雅苏台及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塔尔巴哈台以至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内地有北京、山西、山东、河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
山西人经商多之原因的几种说法
山西人为什么经商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山西商业资本的发展？社会传说和文字记述有多种说法：
第一种，唐王朝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于太原，他们的不少好友伙伴都参加了太原起事和建立统一国家的斗争，李氏父子夺取政权后，这些好友也做了官，后来一些人在官场失意，走上了丝绸之路。“彼时苏杭绸缎还未发展，所销中亚一带之绸子，多系山西上党潞安一带之绸子，以及河南鲁山、山东潍县绸子，其中潞绸最多。”
但是，政界人物失意官场而经营商业，会不会成为山西人经商多的原因？商人人数远比政界人物为多，从唐初山西从政人物看不出与山西商人的因果关系，而且也没有史料可资证明。倒是相反，商人资本发展，子弟入学读书踏上仕途的却有事例。
第二种，明末李自成的遗金是山西商人的原始资本。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一书中说：“李自成入北京，将明朝文武诸臣八百余人持打求金银，及李自成由山海关败归，将所掠及宫中藏的银器等，熔铸成饼，每饼重约千两，共数万饼，用骡车载走。清兵进至定州，李自成败伤……自山西大道上经过时，……乃沿南山行走，至祁县南二十里孙家河时，或者曾将现银一部分遗弃，现在祁县尚传说元丰玖票号股东孙郅系孙家河人，其先人曾拾有李自成的弃金。”据卫聚贤调查，孙郅的高祖孙高山的墓碑云：“家道中落，未有厚产……乃走关东，经营产业，渐积万金”，孙高山是1676年（康熙十五年）到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人，那么高山之父或祖父一定家道富实，“有拾李自成遗金之可能。”晋商万荣县潘家，也是清代有名的大工商业户。民间传说，“潘家发家的起因，是在莱河老城东门外灵青山拾得了一些生金子。”据《荣河县志》：“明末李自成一部，曾由荣河城渡河而西去”之记载，潘家商业资本来自李自成遗金。日本《中国经济全书》说，李自成军队经过山西，把从北京带来的黄金存放在康（亢）氏的院子里，后康（亢）氏拾得黄金八百万两．成了票号资大的来源。李自成败退时有无遗金，未见实证，即使真有遗金一事，亦非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来源。因为明代中后期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此时尚无李自成起义，这是什么原因？并且，有机会能够拾得遗金的人毕竟是个别人，能成为山西商人资本的原始资本吗？恐怕都是附会之词。
第三种，是著名经济史专家傅衣凌先生的看法，他在《明清时代的商人与商业资本》一书中说：“内地商业资本的发展，如山陕商人，则靠着宠大的农业地区为基础以其地方的丰富资源，先由农业上的积蓄，逐渐地形成为巨大的地方商人。”全国有很多地区农业条件比山西好，它们的农业积累自然要比山西多，然而却没有形成像山西商人这样的商人势力。
第四种意见，历代王朝均以食盐专卖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运城盐池是山西商人致富的主要原因。但是，长芦盐、淮盐比运城潞盐在数量、质量、销路上都要优越得多，为什么在那里就没有出现著名商人势力？相反却由山西商人和徽州商人垄断了淮盐贸易？
第五种意见，认为山西的平阳、安邑、晋阳等地曾几度建都，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这是造成山西人经商多的原因。其实这都是五代以前的事，宋以后山西未曾建过都，但山西商人的发展却是在宋以后，特别是在明清时代，这又如何解释？
还有人说，山西人贫志劣，贪图小利，善积蓄。这恐怕更是无法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