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人，笔者从小就亲身感受到晋商的历史存在①，自己的祖上曾开设过雇佣几十个伙计的商号，亲戚、朋友中有多人或其长辈曾是从一方的小杂货铺到遍布全国的大商号的股东、掌柜或大、小伙计。即便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和‘肃清封建残余’的时代，乡民说起‘买卖人’、‘人家是做大买卖的’时在语气中仍包含着一种对人格品行的肯定与精明和干练的褒扬。一直到今天，在家乡如果需要陌生人帮忙时，仍常以‘伙计’表尊重与亲切，就像其它地方喊‘师傅’一样。曾在老家见过一本早年的金钱六十四卦手抄本，其中多有对‘合伙’、‘求财’的断语，想来应该是晋商的某种体现吧！偶阅地方文史资料，发现本县民国年间外出经商者占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二，也即男丁的十分之四，如考虑到人口的年龄分布这个比例在劳动人口中会更高，这也意味着平均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人外出从商。另一则记载说九一八事变后经过山海关逃难回乡的晋商就达三十万人，虽然不知道确切的比例，可以肯定这些人仅占遍布全国的晋商的一部分。我出差在外，碰到上了年纪的人聊起来也会提到山西人会做买卖。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论是当代的历史教科书还是历代官修的正史对这些真正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人都是漠然视之，宛若无物。在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终于有人想起了晋商，他们那些残存的大院被用来‘文化搭台，经贸唱戏’。但令人不能忍受的是有人将今日山西的落后归因于昔日晋商的传统，将晋商在现代的衰亡仅归因于晋商的制度和信仰体系。各种加诸于先贤身上的不实之词，不仅歪曲着历史，也误导着现实。因而草就本文，仅陈管窥之见，以求教于方家。名为晋商辩，实为中华道统辩，为天地良心辩，为民族前途辩。
以笔者愚见，晋商崛起于唐宋以降的中华道统被金元摧残殆尽的文化废墟之上，活跃于一个政治日趋保守的时代、一个政府全面控制社会而全社会已沙漠化的时代、一个统治者靠愚民且自愚而维持其统治的时代、一个私有财产尚处于灰色地带的时代。他们以关帝崇拜为信仰，地缘联结为纽带，一整套成文的制度与不成文的习惯为规范成就了遍布全国乃至于东亚、西亚、南洋、俄蒙等地的商业与金融网络。正是他们为中国东北、内蒙、西北疆土的开拓提供了金融与商业的支持，并为奠定今日中国的版图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那个政府信任缺失的时代，他们承担了中央银行的职能。他们在传统极权政治视野的盲区中创造出一个文化奇迹，他们凝聚成五百年来中国文化漫漫长夜中的一颗明星，虽然不能照整个天空，但仍使我们感到希望，虽然它最终陨落了，但仍给我们以信心，那就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创造经济奇迹的信心。欧基里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我们可以说，只要制造出宽容的环境，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可以进入世界五百强，中国也可以创造出世界名牌。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儒教无法与资本主义相容，此外弗兰西斯(福山的《信任》中说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传统使得人之间无法建立信任关系，因而中国无法出现世界级的大企业。而晋商的成功恰恰用事实证明了儒教伦理可以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容、中国也可以产生世界级的大企业，因此那些一味以毁灭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先决条件的所谓专家学者思想家最好闭嘴以免贻误世人。对晋商而言他们赖以生存的宗教就是关帝崇拜，有人以为晋商对关帝的崇拜是一种迷信，到处修建关帝庙和各种祭祀仪式是在浪费财富，他们根本不明白这种信仰与新教和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类似，流布天下的晋商信用正是通过崇宁殿中袅袅的香烟而火尽薪传，这是我们这个信奉唯物论的时代所无法理解的，所以我们也无法理解自己的困境。是啊，“如果你连神都不信，你还相信谁，我们又凭什么相信你”②；晋商出名的简陋其实是清教徒精神的最佳体现；徽商消亡后留下了京剧，而晋商留下的是各地的会馆兼关帝庙、祭祀关帝的戏楼、他们的深宅大院、由于他们而兴起的城市、还有那至今无法企及的企业组织和规模的历史记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关帝崇拜就不可能有晋商持久的繁荣，这正是今日的港台与海外华人对关帝崇拜仍如此盛行的原因。有人以为对关帝的崇拜仅仅是儒教的一种世俗化形式，但从关帝在儒、释（包括藏传佛教）、道中的地位而言，可以说关帝崇拜是中国宗教发展中三教归一的结晶。与儒家的伦理规范相比，关公以其神迹为超血缘组织提供了行为规范，而且其先天的入世精神保证可以成为社会组织的精神依托③，一如基督教之于欧美、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一样。它是中国社会在唐代以后由于宗族力量受皇权为代表的全能政府挤压而式微后产生的新型社会整合力量。与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宗教----儒教、断绝尘缘的隐士文化----道教、以及六根清静的出世宗教----佛教相比，关帝崇拜是一神论的、实体性崇拜的、入世的、具有社会动员能力的宗教。因此，我们容易理解从深宫到民间、从绿林好汉到坐贾行商多以关公信仰为旗帜。从社会演化角度看这是中国本土宗教现代化的表现，而宗教的现代化是一个文明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伊斯兰世界的反复动荡就与其宗教信仰尚未经过现代性改造有直接关系，而中国的现代化也必须在本土宗教的现代化基础之上才能完成。不要希望在一盘散沙之上建立现代文明，也不要希望在传统宗法制下建立现代文明，更不要希望在一个强势政府的羽翼下建立现代文明。只有一个包含有现代性的宗教才可能培育健全的民间组织，否则我们永远难逃“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宿命，也改变不了“一个中国人是龙，两个中国人是虫”的世界形象。企业只能是：一大就垮、一远就瞎、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永远做不大、做不强。
晋商发源于关公的故乡与徽商发源于朱子的故乡，以及晋商与徽商间迥然不同的组织形式、文化特征和命运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这不过又一次证明了‘精神创造经济奇迹’（法兰西院士阿兰(佩雷菲特语）的论断，而不是什么明中叶的开中法使晋商发迹的政策决定论（可惜靠政策仍是我们许多企业生存的不二法门）；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官商勾结致富论；以及一面说山西人多地少所以需要外出谋生、但另一面又说山西物产丰富所以需要向外推销、同时山西是交通要道和全国地理中心等等的地理决定论；更非靠李自成遗金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推动力论；和高利贷盘剥维持垄断利润的剥削致富论。所有这些歪理斜说或一孔之见不过是以己之心妄揣古人的小人之见、以今人的坐标衡量先人的现代偏执、以及五阶段进化论、历史规律必然论等等影响下的前现代迷狂。
晋商由于实行了股份制与总经理负责制使得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从而摆脱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根本缺陷，而这种缺陷直到今天仍是许多华人企业的命门，鼎鼎大名的美国王安公司也毁在这一步上，国内的大企业不也普遍面临着‘某某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吗？晋商最早实行了顶身入股的制度，而现在世界上也仅是微软等企业才开始实行了类似的员工持股制度。这是尊重员工的制度，使员工与企业共存亡的制度。我们现在每日价高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拿出来的不过是末位淘汰（与各地五七年的右派指标、历次严打指标何其相似），结果是人人自危；所谓提前退休、买断工龄以减员增效不过是变相剥夺职工权益的当代说辞。
正是晋商的一整套信仰与制度保证其企业寿命相当长。如太谷曹氏共历24世；祁县乔家近二百年；榆次常家大院的修建就历时二百多年，这些数字侧面说明晋商的悠久历史。而现在我国企业的平均寿命为8年，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2.9年，而日本企业的平均寿命是10年，美国企业是40年，世界五百强约45年。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简单的比较有失之于武断之嫌。但就是把今天的企业打入十倍的水分也不及晋商的零头。当然，造成目前这种现状的原因也不能全由企业家负责，记得一部关于澳门风情的电视片中介绍说一个特色小店已存在了五百年，这在大陆可能吗？政府的无限权力、官员的有限任期以及只维上的政绩追求等因素相互结合把民间所有的持续性、建设性努力都摧残殆尽，遑论什么世界五百强，即使是国内的五百强也仅是垄断集团的分肥榜。
有人以晋商仅任用老乡来说明晋商的狭隘与保守，其实与徽商相比、与我们现在的大多数民营企业相比，晋商的企业组织已突破了家族企业的模式，从家族模式转向地域模式本身就是一个进步。看看今日遍布全国的温州商人，看看北京市场上各种行业----即使收破烂也不例外----被不同地域人群垄断的局面，看看五方杂处的纽约的不同行业被不同族群垄断的情况就会明白这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为什么许多给洋人打工的高级华人白领会遇到透明的天花板呢，道理也一样，因为信任是企业内最大的也最容易流失的资本。从俄罗斯私有化后的企业到中国的国营甚至私有企业无不遇到管理者监守自盗的问题，有人以为强化代理制度就可以解决问题，其实问题远非一个制度可以解决。而我们惊异的是晋商在这个问题上解决的如此之好，总经理几乎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而不敢滥用自己的权力，远在数千里之遥、有几个月车程的各地分号也能良好运行，这其中值得我们学习的岂止是企业制度。
有人将晋商为了维持信誉与合作关系而豁免债务、父债子还、切腹自杀比之为愚昧，是的，正是这种傻成就了晋商的信誉与辉煌，是“‘傻瓜’推动着文明”（傅国涌语）。当我们与美国人、日本人打交道时也对他们的傻而觉得可笑，在日本有‘过劳死’，中国有吗？倒是喝酒醉死的时有耳闻。在德国乘公共汽车逃过票的中国留学生会因此而在那里找不到工作，尽管他的各门成绩都十分优秀。一个晋商可能一次不检点就断送了他一生的事业，哪像我们这么多公仆和干部企业家可以处处‘交学费’。是啊，在一个靠谎言而维持的国度谈诚信、讲正气、打假冒伪劣、杜绝贪污浪费，缘木求鱼而已。
有人将晋商把大量白银窖藏起来归因于晋商的保守，这种说法就像我们那些没良心的经济学家把民众只管存钱不敢花钱归因于观念问题一样。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但又无有力的制度和资金保障使得人们只能以此来防范不可预见的风险，而事实上正是东家窖藏的白银保证了晋商票号----其实也是北方的社会经济在庚子事变后渡过危机。而直到现在，我们还有多少民营企业仅仅因为暂时的资金周转困难就被迫倒闭（而另一面是国营企业早已资不抵债还在苟延残喘），只有像希望集团这样不向外借贷全靠自己滚动发展的才可能生存，而像孙大午这样仅仅内部集资的就身陷囹圄，而多少国营企业在用同样的方法搜刮工人的钱财却鲜有人过问。真正需要从这些现象与问题中吸取教训的是政府而非商人。
有人对晋商与政府关系密切而嗤之以‘媚事威权的公共心态’，事实是现在国内做的好的外资企业甚至比国内的企业还善于与政府搞好关系。我们需要深思并采取积极对策的是为什么那么多民营企业家争着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因为在一个‘看法比宪法’还重要的社会中，在一个民营企业普遍处于违法状态的环境中商人只有与政治勾结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在今日的俄罗斯，一个企业应该所交的各种法定税额比营业额还多30%，你能指望企业遵纪守法吗？即使如此，我们不常看到饭店竟被当地政府吃垮、企业被地方政府欠帐拖垮的不算新闻的新闻。如果一个企业仅仅靠与政府官员拉关系，可能在一时一地取得成功，但很难维持其长久生存更不要说壮大了，我们周围的多少企业就由于与政府关系太密切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晋商在满清初起之时就与其有密切往来，这确是晋商没有随明而亡反而更加辉煌的一个原因，但也正说明晋商本身的多元化特征使其更能应付复杂多变的环境，保证了其地位的连续性，但又有什么群体在斯大林体制的一元统治下能够存在呢?
晋商衰落了，这其中自有其内在的原因，但我们多年来歌颂的一次次‘革命’对包括晋商在内的民族工商业的破坏又有多少人给予注目，洪杨之变（美其名曰太平天国革命）、庚子事变（美其名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十月革命、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几乎每一次内乱外患都给晋商予重挫。如十月革命后晋商在俄罗斯的资产被苏联政府悉数没收；在九一八及七七事变之后，日本统治者在日占区对民族工商业课以重税和重罚迫使其倒闭，许多被强征为军用，这些企业在日本投降后又被当作敌伪财产而没收；土改中晋商在乡间的存银被掠夺一空，在其后的公私合营风中晋商遍布全国的商号被当地政府变相没收，这些才是晋商衰亡的最直接原因。我们所惊异的不是晋商为什么没有像浙商、闽商、粤商一样生存下来，而是经过明、清、民国共五百年的改朝换代、战火纷飞，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仍生存下来。可以想象即使是浙、闽、粤商，如果没有港台和海外自由市场的存在，也难逃革命浪潮冲击下全军覆没的命运。而这一事实恰恰是国内晋商研究者刻意回避的。
人们常常遗憾在组建大清户部银行时晋商由于守旧而未参股，如果我们对自己周围的现实还有起码了解的话就会明白晋商的担心决不是多余，因为直到现在我们的民营企业还在业主未同意甚至未知情就被破产、被合资、被倒闭、被拍卖，谁能保证晋商的股东不会像今日的股市一样成为清政府的取款机呢？是圣母慈禧皇太后吗？即使是西方银行大举进入中国后政府制订的《大清银行条例》也是西方观念在中国本土嫁接的产物，在其颁布之后晋商就面临着非法存在的境况，直如我们今日颁布多如牛毛的法律不过造就普遍的违法状态一样，因为该条例规定的十万两注册资金与中国本土票号以信任关系为最大资本的惯例相悖（前者是有限责任公司而后者是无限责任公司）。令人痛心的是，这种“宁与友邦，勿与家奴”式的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政策在一个世纪后依然如故。
经济学的普遍规律是先有实体经济的基础和信任关系才可能产生并维持纸币的流通，纸币流通到一定程度才可能产生股票，尔后才是期货。纸币的出现不仅仅是交易的需求，更取决于现实的可行性。在中国正是因为政府信任危机使得纸币的发行一次次中断，所以在明朝初年发行的大明宝钞急剧贬值后被迫退回到现银交易，从这点上看清政府组建国家银行在当时未必是一种进步。晋商的票号所以能‘汇通天下’乃是由于晋商在现货贸易中建立了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络和数百年的信任资本。而晋商票号在清朝已经起到国家银行的作用，清政府的多次军事行动和赈灾都由晋商筹措资金，也正是由于晋商的巨大信任资本维护清政府度过了庚子危机，贪婪而短视的清政府所谓组建银行不过是历史上重复多次搜刮民间资本的又一股‘共产’风而已，不信就看看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票大跌、中原大战后晋票大跌、抗战后法币和金圆券呈几个数量级的通货膨胀命运就会明白这不是危言耸听，在这些纸币使用过程中，不仅是广大民众，包括晋商在内的民族工商业无不受到致命打击。而这种情况也不仅仅是遥远的历史，看看卢布在俄罗斯的命运就理解晋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到的作用是多么巨大！作为一个反例，每个时代的纸币都有人收藏，像民国年间的纸币在民间到现在仍很多，可有几个人收藏有晋商的银票呢，因为它从未贬值呀？如果说有什么历史必然规律的话，近代中国的金融业由晋商开其先河是最自然的规律，不仅如此，晋商还发展出‘买树梢’这种最早的期货交易?咱们有的学者称之为剥削农民的手段。
今日的山西衰落了，从民国时期的全国模范省跌落为全国人均收入最低的地方之一。有人将其原因归因于晋商的传统，就像一个败家子老是埋怨父母一样。如果一个人对中国各地有所了解、对世界至少有一知半解，那么就会明白山西的问题是全国问题的集中体现。当代晋商在原煤、焦炭、钢铁等山西的主导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采取诸种自残自戮的手法，其实我国的哪一种产品不这样在国际乃至于国内市场上自相残杀？山西的煤矿乃至全国的矿产在滥采滥挖，而恰恰是所有权的不明导致了‘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短期行为。人们宁愿找市长而不找市场，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全知全能的政府以为自己可以包办一切事务，将所有的功劳记在自己头上，而将所有的过错推在‘封建主义’、‘传统文化’、‘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身上。太原的歌厅澡池‘繁荣娼盛’正表明腐败指数居高不下，就像桌子上爬满苍蝇不是昆虫的罪过，而是桌子太脏了。为什么这么显而易见的道理视而不见，非要将原因推到明清的晋商身上呢？是真傻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就像明明皇帝光着屁股，却偏要用进口光学仪器和量子理论研究皇帝新装的阳光反射谱，凭良心说，犯得着吗？
笔者无意为晋商的一切辩护，但就我们今日的社会环境与企业现状而言，我们还没有资格评头论脚。笔者曾浏览过晋商的入门手册《贸易缉要》，与那些腐儒之见相比，其中表现出的商人的精明与勤勉令人钦佩，看看今日那么多所谓做买卖的人，其基本素养连晋商的入门要求也未达到。就是现行《公司法》连总经理与董事长之间的责权还分不清楚。种种班门弄斧式的‘批判’和‘反思’在方家眼里不过是笑话而已，正如我们当年组织对爱因斯坦和胡适的批判并不能证明我们超过了爱因斯坦与胡适，这样做恰恰暴露了我们的无知与浅薄，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这样一个有学术无思想的年代，种种所谓研究晋商的学术论文，就像许多经济学、历史学论文一样，多数不过是浪费纸张的文字垃圾而已！
令人悲哀的是，在我们经过一次次革命以为美丽幸福的新世界已降临人间之后，才发现自己已一无所有，不是一个富翁经营失手后的一无所有，而是一个败家子吸食白面儿，自我感觉飘飘然后的一无所有。现在，我们又站在五百年前晋商的出发点上，我们不得不走着祖先曾经走过的路，这是山西人的悲哀，也是中国的悲哀，更是全世界华人的悲哀。
晋商衰落了，这种衰落是不可逆转的。就像任何组织、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条件一样（经济学中的所谓路径依赖、数理方程中的初边条件），晋商本身以及生存的软硬环境已被彻底摧毁了，我们只能根据残存的大院追忆往日的辉煌。但作为不肖子孙的我们对晋商的了解也仅仅是“海内最富”，一如对盛唐的理解仅仅是“万邦来朝”，对美国的理解仅仅是“世界警察”一样肤浅，是那种可怜又可恨的肤浅，我们不仅肤浅，且无知、偏执而狂妄，我们数典忘祖，乃至于欺师灭祖，所以我们不断遭受贫穷与动乱的报应！是为记。
注释：
①本文的晋商局限于明、清和民国三个历史时期，当代山西商人称为现代晋商。
②当年在北美只要持有浸礼会的会员证就可以在外地借贷并赊货，故有此语。
③作为对比，关帝庙多分布在群落聚居区，而佛教寺庙有很多在深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