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叶到民国初年，随着张家口至库伦通商的频繁，张家口呈现出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的景象。在商业兴盛中，起着枢纽关键作用、掌握着经济命脉的是山西商人开办的银号与钱庄。据《察哈尔省通志》里经济类中所说：“金融枢纽，操于山西钱商。”山西的钱商由于操纵着张家口商业金融的经济命脉，所以神通十分广大。他们能上通皇宫、旁连官府、左接豪绅、右攀地主，构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他们还远跨库伦、恰克图，遥走西营、古城（在新疆），南达京、津、沪、广；近交绥、包，并把金融的融角伸向了四面八方。
山西祁县城中“汇通天下”钱庄大德亨，在北京、天津、汉口、西安、绥远、东北等地设有分号，张家口的分号设在桥西鼓楼西街，东家乔本举，祁县乔家堡人。在军阀混战时，军阀阎锡山曾向乔家逼索白银十万两，结果如同鸿雁拔毛，毫不影响其在金融界展翅高飞。乔本举较为开明，辛亥革命以后，他曾慷慨解囊拿出5000元巨额资金，协助创办了太原竞新中学，所以在当地颇有声望。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丧权辱国的慈禧太后率文武百官出逃，过宣府、绕大同、出雁门，经太原直奔古城西安市。在西安，为了满足其纸醉金迷的奢腐生活，慈禧曾向西安大德亨的分号借白银十万两。由于“老佛爷”的光顾，便给这个“汇通天下”的钱庄提供了沟通上接皇宫的绝好渠道，慈禧回宫后便把大德亨西安分号的经理（榆次乐堡人）继英提升为大清银号总裁，真可谓“大德亨财运亨通，继英一步登天”了！
之后，大德亨设在张家口的联号大德成又改成晋泉源，总号设在太原市。张家口的分号在堡子里二道巷，经理是山西太原县人富仁斋，总店的掌柜是榆次人侯顿。由于晋泉源连上大德亨与大德成，可以说是个百年的老字号了，所以在市面上信誉甚高，诸商行去晋泉源存款办汇兑者甚多，谚云“晋泉源晋泉源，不给利息也存钱”。在张家口与大德亨、大德成前后齐名的十大商店还有大德瑞、大法美、大法裕、大法茂等。大法瑞的东家是山西榆次车辋常家，常家是清末以来闻名四方的大财主，他们的股金几乎覆盖了北部中国的通都大邑与小城村镇。他们以自己通天入地的“巨手”，掌握着察哈尔以至华北一带的经济命脉。
常家的后代常老九曾任中国银行行长，并曾担任过简称为“多虎张”（多伦、杀虎口、张家口等地）税管局的局长。通过常老九的引荐，山西榆次人郭恒斋被任命为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主任。当时，常老九与常老七、察哈尔省万全县周家河一位姓郝的大财主是至亲和密友。郝财主家的巨额钱财曾在大德瑞钱行存放，因日军侵华后致使大德瑞生意亏损而宣告倒闭，但郝财主为了感恩戴德，又主动拿出了巨额的股份将大德瑞改为世合德钱庄。
世合德开张后，名义上是贺马银当经理（山西榆次人），但他年已八十，只是每年算账时来钱庄一次，银号的实际掌权者是原大德瑞的柜伙岳维歧（山西交城人），岳死后又由山西文水县人王玉通继任经理。此人精通商业，善于用人，并且会一掌经，所以在他掌权后不久，便把世合德搞得蒸蒸日上。其分号、分点几乎遍布半个中国。如：天津分号由山西榆次人徐守业负责，天津外国人开设的美坠斯洋行、中原公司、流西大药房等商业在张家口出进货物，都要通过世合德分庄汇兑款项；北京分号由山西祁县人王子单负责，北京的瑞蚨祥从张家口调进各种细皮货，大部分的汇项都要通过世合德汇兑；榆次分号由山西人常垣元负责，太谷分号由赵本丛负责。此外各地还设有代办处，如往上海汇兑款项由联成号代办；往河北祁州买卖药材，款项由同胜银号代办；在绥远办理业务汇兑款项由天恒永代办；往多伦进货，汇兑由玉升原代办；往包头购货，汇兑由进兴钱庄代办。这样便结成了一个横跨南北，纵连东西的经济密网。就这样，没几年功夫，世合德的股金就由12500银元发展到7万银元，利润翻了将近6倍。
郝财主不只开设了世合德，此外还在张家口开设了北京点心铺世名号，当地点心铺世盛德，走蒙古的绸缎庄世生德。在柴沟堡有世顺德（缸房）、世兴德（杂货），在洗马林有世从德（缸房）。世从德每年还派一柜伙专门在周家河，既为郝财主看门，还为郝财主兼管收租。
在张家口的经济领域里，山西商人是最活跃的一支劲旅，他们不但掌握着古城的经济命脉，而且也操纵着四面八方的贸易大权。这种社会特点的形成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
一是历史根源：从明末清初开始，山西商人就掌握了张家口古城的经济命脉。其代表人物就是八大皇商，据《万全县志》所记：“八大皇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贸易来张家口的有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云。定鼎后，承召四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自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这简练的文字记载充分地说明了八大商人与清王朝之间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密切关系了。
清代立国之后，康熙远征噶尔丹时，八大商人中范永斗的后代又参与了支援康熙远征的活动。《万全县志》中，对此亦有具体的记载：“范氏北运一役”，“屡蒙恩赍”。他在支援远征军的运输活动中，表现出“智虑绝人”的才华。他采用的是“平运与驼运”相结合的办法，并“广募人徒，厚给工值”，沿途“芟夷铲治，若履康庄”，因此保证了清朝征讨大军的口粮，能“随地支给”、“无误军期”，战胜了惊沙蔽天、酷暑蒸腾，寒风刺骨，白雪塞途等一系列困难，“年逾十载，地悬万里”，西“行寄居送，颗粒无误”，由于支援远征有功，所以范的子孙后代乃“咸登仕途”、“蔚为望族”。
山西八大商人通过上攀皇宫、广连官府的行天入地的巨手，便以皇商的政治身份在张家口古城的金融界占有了牢固的地位，同时也给以后山西商人在这里的活动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
二是地理原因：山西有的地带由于人烟稠密，有的则因为土地瘠薄，所以当地人很难糊口，只好远走他乡，异地谋生。因此“东口至西口，喇嘛庙到包头”，到“西营和古城”，“哈克图和库伦”，再加“奉天、哈尔滨”，都留下了山西人经商谋生的足迹，所以口语说：“鸡叫狗咬的地方就有蔚州人，有生意的地方就有山西人。”
三是山西商人重商德：山西商人有勤劳刻苦，办事认真的好作风，一般都重视“商德”，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们仰慕的是“善与人交，久而敬之”的晏婴和足智多谋、稳操胜券的范蠡，所以能做到“五湖寄迹陶公业，四海交游晏事风。”主张“人以信义为先，树以枝叶为圆。”所以人们乐于同其交易，能以信义取得商界的信任，所谓“说一不道二”、“君子一言为定”、“千锤打锣，一声定音。”因此最后能够达到“招生童子至，利市仙官来”。与四面八方建立起金融贸易的关系，为以后的“大展宏图”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是山西商人凭着经济界的关系网：由于山西商人在张家口古城握持着这里的经济命脉，所以自然地也就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密网，这里有祁太班、平遥班、汾阳班、二州五县班等等，同时还有专门取得各种联系的会馆，如堡子里鼓楼后街有祁县会馆、榆次会馆，东关街有太谷会馆，上堡圈里还有汾阳会馆、孝义会馆。这些会馆的社首均由本县商人轮流担任，有专管、有制度、有铺产、有收入，可以救济同乡，也可以介绍柜伙，通过这样的组织联系，把山西商人在张家口的经济地位进一步巩固起来。
五是山西商人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经商富有经验，交际有办法，不少人都精通蒙语、俄语，能说京语、土语，能做到“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有的精通一掌经，有的是铁算盘，所以算帐万无一失，因此张家口古城的钱庄票号大多是山西人当家，就是外地财东开的钱庄，旧政府开设的银行，跑街的业务员也都任用山西人，如：交通银行用的业务员是山西文水人王子恒，中国银行跑街的业务员也用的是山西徐沟人李金山。就是当地大财主霍老五、傅老二所开设的银号也得用山西人当家、跑街，因为不用山西商人通过各方面进行联系与精心的筹谋，商业便打不开局面。比如：上街搞汇兑业务，必须能掌握“津公码”、“西平码”、“京市平”、“规元银”、“四标八罗子”等津、京、沪、绥的不同汇兑标准，然后才能把业务搞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