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虎口位于右玉县城北35公里的晋蒙交界处。据清人《朔平府志》载：杀虎口“直雁门之北，乱嶂重叠，崎路险恶，数水交汇，绾毂南北，自古倚为重塞。”“其地内拱神京，外控大漠，实三晋之要冲，北门之扃钥也。”
　　
　　明代为了防止鞑靼、瓦剌南侵，修筑了万里长城。为了加强长城防守，于嘉靖三十三年(1544年)在杀虎口修筑了城堡，万历四十年(1615年)又在旧堡南修筑了新堡平集堡，两堡连环为一，能攻易守。
　　
　　明隆庆年间化干戈为玉帛，在这里开设马市，允许蒙人用马匹等畜产品与汉人换取他们所需的生活日用品。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廷在这里设立户部抽分署，专门征收山西北部到陕西神木一带的进出口关税。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夏，清朝政府平定“三藩”叛乱之后，原来伪装恭顺的准葛尔噶尔丹部，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攻掠喀尔喀蒙古，随即掀起了反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大规模武装叛乱。
　　
　　在这种严重威胁国家统一的形势下，康熙亲率大军征讨。清政府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起，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终于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最后平定了叛乱。
　　
　　在康熙、雍正到乾隆三位皇帝，历时50多年的征服准葛尔噶尔丹部，以及在与以策妄阿拉布坦、阿睦尔撤纳为代表的反动贵族首领的斗争中，杀虎口一直是处于“大本营”的地位，担当传递情报、运送军粮军饷等供应给养的重任。
　　
　　为什么清廷西征要选杀虎口为大本营呢？这主要是由杀虎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条件决定的。
　　
　　杀虎口位于山西最北部，处于晋蒙交界处。明代一直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为蒙古土默特部占领。到清初，如今的呼和浩特和包头城还是荒漠古堡，交通经济尚不发达，而杀虎口已是有一定规模的茶马贸易集市。
　　
　　从地理条件看，杀虎口东面的唐子山峰峦层叠，蜿蜒交错，一直通向燕山山脉，而西面的大堡山一直连通晋陕狭谷的崇山峻岭，苍头河从中由南向北逶迤其间，杀虎口正处塞内与塞外交通的咽喉要道。苍头河最窄处仅数十米，最宽也不过300米，河谷至山头高差约300多米，河谷两厢基岩裸露，山崖陡峭，嶙峋雄险。《水经·河水注》称其为中陵川水，北魏又称“参合陉”。
　　
　　由于苍头河经杀虎口西北流30里后向西流人内蒙和林格尔境内的浑河归人黄河，这样西征大军就可以沿苍头河流域人浑河流域，进入黄河流域，直通河套地区。根据古人依山傍水安营扎寨的军事原则，杀虎口是最理想的大本营。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曾对西路督运官下旨：“挽输朔漠车辆，甚为紧要。尔等其会同山西巡抚，动支正项钱粮，速行备造……挽车兵卒，给予行粮，地方官有才具者，任尔等选择带往，其管兵官员，与车人等，亦必择精壮者用之。”“西路挽输较中路尤为紧要……要著原任兵部督辅右侍郎王国昌，大理寺卿余成龙往助，增造运车四百辆，亦著动支正项钱粮。”康熙所说之西路，就是指从杀虎口出发的这一路。为了确保征讨大军在西路畅通无阻和粮队安全运行，从杀虎口起，每百里设一台站，每台站又设兵“会台守卡”，台站之间经常联络。运粮车队又分为若干“运”，每“运”又分为若干“营”，康熙年间的三次亲征，三路大军十几万人，负责运送粮草的又是十几万人马，人来车往，络绎不绝。
　　
　　为了西征战略的实施，清政府采纳了一系列措施，保证西征路线畅通，重点是保证杀虎口这个“大本营”有雄厚的实力。围绕这一战略，清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是在军事上。清初，在明代沿长城一线“九边重镇”的基础上，于长场面沿线设三十营为京师之屏障，而杀虎口协镇是三十营重中之重，派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把守。当时杀虎口八旗绿营兵就达四五千人。
　　
　　二是在行政上。清雍正三年(1725年)在右玉县设朔平府，管辖右玉、左云、朔县、马邑四个县还有宁远厅(今凉城地区)、归化关(今呼和浩特)。
　　
　　三是在政策上。清政府从顺治七年(1641年)始在杀虎口设税关，专门负责征收东白天镇，西至陕西神木一带的进出口关税。同时在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市设分关，沿长城内外设局十卡，即在大同得胜口，河曲、保德、包头、归化城、托克托、兴和、阳高、天镇处设税收分局、支卡。这些税收直属户部管理，这样保证了西征军费所需。
　　
　　四是在组织上。在杀虎口这样一个边关小镇上，设立八大衙门，即户部抽分署衙门、中军都司衙门、协镇衙门、驿传道衙门、巡检司衙门、副将衙门、守备衙门、千总署衙门。这些衙门的官吏，不是皇亲国戚，就是朝廷命官。就是在这里经商的人也都戴上了红顶帽。杀虎口商人秦钺早先也只是康熙西征时的一个杂役，后来成为大盛魁的经理，捐上了四晶顶戴，乾隆皇帝还专门为其颁发可在蒙古任何地方经商的“龙票”，这就是皇帝的特许通商证。
　　
　　晋商就是抓住清军西征这个契机，以杀虎口为跳板，跟随西征大军走向大漠，走出国门，走向辉煌的。
　　
　　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在康熙年间费扬古部在杀虎口驻防时，其创始人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在费扬古的军队中当厨夫或服杂役。同时，也为部队采购一些生活日用品。由于他们经常出入于边关集市，同蒙古人进行交易，逐渐学会了简单的蒙语，懂得了一些蒙古人的礼节和生活习惯。当费扬古的部队在康熙统帅下，西征进人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时，王相卿、张杰、史大学等也以小商小贩的身份，肩挑货物随军前往，作随军贸易生意，不久便以他们三人为主体，与杀虎口的当地人合伙开了“吉盛堂”杂货店。这些人先是专为康熙西征大军服务，供给日常生活用品，后来就发展到与驻军及当地的老百姓进行贸易活动。《圣武记》中记载：“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辄辟清汗莱，长子孙，百无一还。”军队驻扎的地方“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杂辏——繁华富庶，甲于关外”，“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纷。每逢八栅尔会地，摩肩雨汗，货如雾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牛马麦面蔬瓜之贱，浇植贸易之利，金银铜矿之旺，徭役赋税之简……茶、马、布缎互市之利，又皆什佰内地”。西征不仅平息了叛乱，也为晋商打开了发展的通道。晋商保障西征大军的后勤供给，繁荣驻地，也发展了自己。杀虎口正是晋商发展的一个跳板，使晋商走向历史的辉煌。因而杀虎口也就有了日进斗金斗银之说。
　　
　　在此期间，杀虎口既是西征大军的后勤供给大本营，又形成了北方最大的贸易集散地。当时在杀虎口的山西商人大多摆摊设点，有商店、旅店、采购、加工、贩运、邮政等作坊店铺上千家。杀虎口虽系边关要塞，但是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商路驿道。从蒙疆地区贩运羊马的商贩，进入杀虎口分三路销往中原内地。一路经平鲁、五寨、洪洞、赵城到达河南；一路从左云、朔县、宁武、静乐到太原、祁县，最后到达晋东南；一路由左云、浑源、五台到达冀西北定州一带，或者从大同、阳高直达北京、天津、溏沽一带。
　　
　　当时的杀虎口真可谓商贾云集，灯红酒绿康熙三十五年(1697年)十二月初七，康熙皇帝西征归来，就驻跸杀虎口九龙湾，从此杀虎口又沾上了帝王之气。在清代的200多年期间，杀虎口像长城上的一颗明珠，辉煌灿烂。当年，晋商富甲天下，而晋商的多数正是从杀虎口发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