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成长（明代）：1、晋商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共同商机；2、晋中商人的成长和活动情况；3、明代晋中商人在晋商中的地位
第二章：崛起（清代前期）：1、历史性的机遇；2、晋中商帮崛起的历程；3、晋中商帮崛起后的经营活动和特色
第三章：鼎盛(清代后期) ：1、进入鼎盛期的经济背景和主要标志；2、在鼎盛期的突出表现；3、茶商在中俄恰克图贸易中的曲折道路；4、票号在逆境中走向极盛；5、支持和投资近代工业交通
第四章：衰败（民国时期）：1、屡遭重挫，急剧衰退；2、在故乡本土和内蒙的生存延续；3、在日军侵华的全面打击下覆没
山西的商业活动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早在远古时期，山西南部就有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交易活动，商业传统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利用“沃饶而近盐”的地利，实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晋悼公宣布“公无禁利”，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晋国流亡公子计然总结出商业的经营“积著(贮)之理”，被范蠡尊以为师。“晋之大驵”(交易经纪人)段干木后来被聘为魏文侯的老师。活跃在河东地区的著名大商贾猗顿，先经营盐业，后经营畜牧业，世称陶朱猗顿之富。汉代，马邑(今朔州)商人聂壹和太原商人王烈的活动区域已伸展至辽东和西北。魏晋南北朝时，繁峙商人莫含“家世货殖，资累巨万”；建立后赵称王称帝的上党羯人石勒，史籍记载他曾在洛阳等地作过小商贩。隋唐时期，声名显赫的大商人要数武则天的父亲武士 ，他因贩卖木材而大富，后支持李渊晋阳起兵而官至礼部尚书。宋元时期，山西整个商业尚称发达，商业税居全国第5位。《马可·波罗游记》记述：“这里的商业相当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的利润。”晋商走向鼎盛并雄踞全国十大商帮之首，是在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活跃在全国各地的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徽州商帮和山西商帮，号称“中国十大商帮”。
在十大商帮中，以山西商帮(晋商)和徽州商帮(徽商)最为兴盛和著名，而山西商帮又超过徽州商帮，称雄中国商界。正如明朝人谢肇涮所著《五杂俎·地部》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进入清代，在新的历史性机遇出现之时，山西商帮进一步发展，“足迹遍于天下”。不仅是当时国内实力和势力最大的商帮，而且把活动范围延伸到俄国、欧洲、日本、东亚和阿拉伯国家，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大商人集团。
特别是从清代中叶晋商首创现代银行的雏形——票号之后，“汇通天下”，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进入晋商的极盛时期，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商业史上最后但却是最辉煌的顶峰。其时不仅一大批晋商巨贾号称“海内最富”，也使山西成为一个富省。1853年(清咸丰三年)，和硕惠亲王在奏折中说：“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同年，山西巡抚哈芬的奏折中说：“近复细加访询，实缘晋省富饶，全资商贾。”
徽商集中在一个州府，即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6县，其兴盛时期大致从明中叶起到清道光年间止。而晋商却分布在全省9府(明代5府)16州百余县。晋商从总体上说，在明清两代称雄商界500年。但在这500年中，晋商内部的代表性商帮，却经历了一个由南而北、此起彼伏的发展过程。在明代，居于晋商首位的是乎阳府(包括蒲州)商人，其次是泽、潞(泽州府、潞安府)商人。明万历年间，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当时晋中商帮还在成长中。到了清代，尽管平阳、泽、潞以至大同、朔平等地商人仍在继续发展，但晋商的中心地域却移到了晋中，代表性商帮地位也由晋中商帮取代。晋中商帮在清代前期崛起，跃居晋商之首，在清代后期达到鼎盛。此后，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但这已是晋中商帮由衰败到覆没的时期了。
“晋中”本来是一个泛指山西中部地区的概念，在明清时期大体包括太原和汾州两府在内。明代，太原府辖阳曲(今属太原)、太原(今晋源镇一带)、榆次、太谷、祁县、徐沟、清源、交城、文水、寿阳、盂县、静乐、河曲等县和平定州(含乐平县即今昔阳县)、忻州(含定襄县)、代州(含五台、繁峙、崞县)、岢岚州(含岚县、兴县)、保德州；汾州府辖汾阳、孝义、平遥、介休、石楼、临县和永宁州(含宁乡，即今中阳县)。清代，太原府辖区有所变化，平定州、忻州、代州、保德州4州(含8县)析出；汾州府辖区未变。民国前期建置多有变化，上述各县一度属冀宁道，一度属第三和第四行政区。从1948年(民国37年)华北人民政府晋中行署成立，历史上第一次以“晋中”作为行政区，下辖阳曲、忻县、定襄、五台、盂县、太原、清源、徐沟、交城、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祁县、太谷、榆次、寿阳、平定和平遥等20个县市。此后，行政区划较大的变化是：1949年将原属平阳府后属太岳行署的灵石县划归晋中(当时称榆次专区)，将忻县、定襄、五台、阳曲等县划出，归忻县专区；1958年将清徐划归太原市；1970年将晋中地区西部交城、文水、汾阳、孝义、离石、临县、中阳等县划出，归于吕梁地区(今吕梁市)；1983年将平定、盂县划归阳泉市；最后于2001年，晋中地区改设晋中市，辖区未变。本文所指晋中商帮，从历史的轨迹出发，不限于今晋中市所辖范围，但其外延大体上限定在明清太原府、汾州府和1948年晋中行署所辖范围，其核心区则主要指汾河中游两岸的平遥、祁县、太谷、榆次、介休、汾阳、孝义、文水、清徐(清源、徐沟)，兼及寿阳、盂县、平定、阳曲、忻县、代县等地。
第一章 成长(明代)
明代是晋商兴起的重要时期。但这是就晋商的整体而言的。当时在晋商内部的各支队伍中，位居前列的代表性商帮，是实力强大、名闻天下的平阳商人和泽潞商人。晋中商人尚处在成长过程中，它的知名度和位次甚至在大同商人(宣大商人)之后。在明代，晋中商帮成长的历史背景是和整个晋商兴起的背景一致的，有着共同的商机；而它逊色于平阳、泽潞商人，又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在明代后期(大体上从明正德年间到万历年间)，晋中商帮逐步成长为一支新的劲旅。
第一章第一节：晋商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共同商机
晋商能够在明清两代兴起和称雄商界，就自身条件而言，可以从各个角度找到各种原因。盐铁丝布等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和本土商业的逐步繁荣，是晋商兴起的正面的基础；土瘠民贫、人稠地狭、政策移民、自发移民等情况，是晋商活跃的负面的促进；重仕轻商、崇本抑末等传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的转变，是晋商兴起的思想因素。所有这些，应该说都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但这些因素，有的是山西历来如此，有的是许多省份和地区相似，何以在明清时期，只有晋商能独占整头呢?最独特的原因，应该说是山西“极临边地”的区位特点，遇到了明、清两代北方边境两种截然不同、但都能够提供商机的历史条件，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或者换一个说法，正是这种历史机遇，使山西“极临边地”的区位特点变成了最大的优势。可以说，这是“天时”与“地利”相结合，再加上人的努力所形成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结果。
明、清两代，中国北方边境的形势都为晋商提供了重大商机，但这两个时期边境的形势又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因而两个时期商机的具体条件也
是极不相同的。这里首先简述明代的情况。
一、明代中国北方边境地区的长期军事对峙和战乱
明朝建立后，中国并没有完全统一。除北部的瓦刺、鞑靼地区外，东北地区的“奴儿干都司”辖区和今内蒙古地区的呼和浩特、河套地区，虽属明王朝的版图，但它并未能行使管理权，实际上只管理万里长城和辽东柳条编以南的地区。北部东起辽东，中经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偏头关)、延绥、宁夏、固原，西至甘肃，共设九镇，号称九边。在明代27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国北部以九边为界，长期处于紧张的南北军事对峙之中，时有战乱发生。
明朝建立之初，曾花了很大力气继续追击元蒙残余势力。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多次出兵塞北，大规模进击就有3次；紧接着在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5次亲征漠北，但最终未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元蒙势力被迫北归，内部也分化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鞑靼居大漠南北，瓦剌(厄鲁特)居天山南北，兀良哈居黑龙江南、大兴安岭东。蒙古各部虽然被迫北归，但又经常南下扰边，有时甚至长途奔袭，深入内地。《明史》记载：“鞑靼之来也，或在辽东、宣府、大同、庄浪、甘肃，去来无常寇。”(卷三二七)永乐之后，宣德初年，兀良哈朵颜等部“掠永平、山海间”；正统年间，蒙族各部“又屡冠辽东、大同、延绥境”。特别是在明朝已建国80多年的1449年(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刺部也先“诱胁诸番，分道大举人寇”，“也先自寇大同”，竟在大同与北京之间的土木堡俘获御驾亲征的明英宗朱祁镇，史称“土木堡之变”。从此之后，明朝对蒙古各部的军事转为全面的战略防御，不惜倾全国之力，重新大规模修筑长城，同时进一步完善从洪武初年设立的九个边镇。即便如此，到明朝中叶的嘉靖、隆庆年间，蒙古俺答部还曾突破重重设防的边境，长驱直入奔袭了山西的晋中、晋西和晋东南。北部边镇地区这种长期的军事对峙和紧张的边境局势，一直持续到明朝的灭亡。
在东北地区，明朝建立后，为牵制蒙古，对女真族采取招抚政策，广设羁縻之所，官其酋长，给敕印，分赏赐，使各统其部，分而治之，隶属于“奴儿干都司”。虽然明王朝在这一带的实际管理权未能实施，当时在东北威胁明朝边境的并非女真人，而是蒙古一部。但到了明万历年间，曾受过明朝龙虎将军封号的建州女真领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大金”后，便在萨尔浒打败明军，攻取沈阳，席卷辽西。皇太极继位后，又避开明军设防阵地，逾长城，入内地，攻掠河北、山西、山东，到明崇祯年间，占领了山海关外全部要塞，改国号为大清，直至最后攻入山海关内，取代明朝，统一全国。总之，在东北边境明前后期所面临的对手不同，但局势的紧张和战乱的频仍则贯穿始终。
二、明王朝为北部边镇大量驻军筹集粮饷而推行开中制
明代北部九个边镇构成的防御屏障，东起辽东镇东海岸，西至甘肃镇嘉峪关，管辖边墙全长5274公里，除发生紧急军情从内地调动援军外，平时驻军即达80多万。明永乐年间驻兵数有准确统计，九镇驻兵为863135名，配马342000匹。其中驻军最密集的是“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九边之首大同一带。一般由宣大山西总督统管的宣府镇边墙为511公里，驻军151452名，配马55274匹；大同镇边墙323公里，驻军135778名，配马51654匹。再加上大同镇西的山西镇(偏头关)和紧邻的延绥镇，这4镇驻军共39万余人，配马近16万匹。
大批兵马需要巨额粮饷供应。据《明会典》卷二八载，明初永乐年间，九镇主、客兵岁支粮食(含屯粮、民运粮、漕粮)共需469万石，京运银43万余两，此外还需要大量棉花、布匹等。又据《明史·食货志》载，九边主、客军岁支粮食153万余石，各项银587万两，饲草753万余束。两个数据反映不同时期的情况，前者粮多银少，后者粮少银多，但总规模都相当巨大，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
为解决边镇军事消费与供应的矛盾，明王朝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对晋商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开中制。开中制是在历代食盐实行国家专卖制度的基础上，明朝政府为解决边饷实行的重要政策措施。当时商人贩盐必须按官府要求承办边镇需求的粮食等物资。为此，必须取得充当合法盐商的资格，得到刊刻于铜板的“引目”(护照)，运粮到边地向边仓交纳，领取证明“勘合”，上写纳粮数目和应支盐数，然后凭勘合向所属盐运司领取“盐引”，到指定盐场(如河东、长芦、淮浙)支盐，运到指定地区销售，获得相应利润。这就是所谓“纳粮中盐”，通过这种办法向私商开放历来实行官卖、不允许私商经营的食盐，便谓之“开中制”，实际上就是国家向商人出让盐的专卖权，以换取边镇所需的粮饷供给。
开中制最初实行于山西大同镇。1370年(洪武三年)，山西行省向朝廷建言：“大同粮储，自陵县(今山东德州)运至太和岭(山西朔州马邑)，路远费烦，清令商人于大同仓人米一石，太原仓人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交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明太祖朱元璋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次年制定全国中盐例，实行了开中制。
开中制在执行过程中又分不同阶段。据学者研究，第一阶段为洪武初年，是“召商输粮而与之盐”(《明史·食货志》)，即召商运输官粮到边地换取盐引。第二阶段始于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即纳粮中盐阶段。在纳粮中盐过程中，有些商人为免运输之烦，就在边境雇人耕种生产粮食，于是产生了商屯。还有些商人专事在边镇纳粮，中盐后将盐引转卖予其他商人，由这些商人专事在内地运销食盐，于是又产生了边商和内商的分离。第三阶段开始于1492年(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余万”(《明史·食货志》)。从此，开中制由纳粮改为“折色”。“折色”即“折成银子”，商人不再纳粮于边，而是直接到各盐运司交银子，换盐引，由国家集中银两后分给各边，采购粮饷。实行折色制后，有一批继续从事盐业的边商便移居食盐产地，转为纳银中盐的内商。
由于纳粮中盐的报中地点在九边，大同镇又是首先实行这一制度和纳粮数额最多的边镇(相当长时间宣府镇的粮饷也由大同镇供应)，因而山西商人近水楼台，捷足先登，逐步取得了贩运盐的特权，成为纳粮中盐的边商中的基本商人。所中之盐遍及全国主要盐区，以淮浙、长芦、河东三处为最。中盐后的行销区域十分广阔，仅河东盐的行销区就有11府20州，地域包括山西全部及陕西、河南大部，加上长芦盐和淮浙盐的行盐区，可以说遍及大江南北。这就是山西商人形成“贸迁四方”商俗的重要原因。同时，实行开中制，除纳粮外，还有纳棉、纳布、纳马、纳铁中盐等方式，也促进了山西商人向多行业经营的发展。而且中盐可以获得高额利润，明人胡松说：“夫一引得白银六
钱，积而千引，则可坐致六百金，万引则可得六千金。”(《明经世文编》卷二四六，《陈愚忠效末议以保万世治安事》)山西商人集粮商、盐商于一身，于是迅速兴起。
三、北部边地有限开放的马市与茶市
尽管明王朝也曾希望蒙古各部“各居边境，永安生业，商贾贸易，一从所便”(《明太祖实录》卷十四)，但由于北部边地长期的军事对峙和不同时期张弛程度的变化，明王朝对蒙古各部实际上一直实行经济封锁与有限开放相结合的贸易政策。
本来汉蒙两族之间贸易互补性很强，蒙族需要内地的粮、布、棉、丝、铁器和其它各种生活用品，汉族也需要蒙族的马匹、皮毛等物资。但明王朝为了削弱蒙族各部的军事实力，不得不实行物资封锁，特别是严格禁止能够制作马刀和弓箭的铁及铁制品流入蒙古地区。可是一味封锁也行不通，一者汉族军民特别是军队对马匹等物资有着巨大的需求，二者随着边地局势时而紧张时而弛缓，有时蒙族各部以扰边的军事压力要求开市，有时又以和平的方式派使请求开市，因此在实行经济封锁的同时，又实行有限开放的政策，即在边地的少数指定地点，断断续续开放军事管制下的马市和茶市贸易。
1405年(永乐三年)三月，明成祖朱棣下令设立辽东马市，地点在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值，即遣归”(《明大宗实录》卷五二)。1429年(宣德四年)，又设宣府、万全、张家口堡马市。1434年(宣德九年)，设山西水泉堡马市。1438年(正统三年)，又设大同马市。但在1449年(正统十四年)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部大举入塞，俘获明英宗，发生“土木堡之变”后，马市一律关闭。此后近30年间，边外民族屡请复市不许。复市不许，就来扰边。明王朝迫不得已，于1478年(成化十四年)复开辽东马市。又过了半个多世纪，于1551年(嘉靖三十年)“召集虏酋宣谕威德，果能约束部落再不敢犯塞，许于大同五堡边外开立马市”(《明世宗实录》卷三七一)，并许宣府、延绥、宁夏诸镇，听各督抚官酌量地方，与就近各夷部落开市。宣府马市设张家口堡、新开堡、独石口堡、巴图、台吉5处。从此，马市稳定达100多年。
马市有官市、民市之分，官市由明朝官府与蒙族直接交易，民市是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易。在正统年间关闭马市前，主要是官市；民市只是官市的补充，规模很小，这一段的马市可称为官营阶段。成化、嘉靖年间复市后，商人大量参与，可以称为官商共营阶段。当时的贸易量增长很快，而且商营数额远超过官营数额。黄鉴晖所著《明清山西商人研究》依据历史资料统计：(1)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官府易马数在1572年(隆庆六年)为7845匹，到1573年(万历元年)就增为19103匹，增加1．7倍；(2)1571年(隆庆五年)得胜堡、新平堡、张家口堡、山西水泉营4处马市，官、商市易牲畜总数(含马、牛、骡、羊)为29030匹(只)，其中官营数只有7030匹，商营数为22000匹，占到75．7％。商人参与马市，把全国各地的绸缎、布匹、米粟、盐茶、铁锅等贩运至边，易换蒙族的马、骡、牛、羊及其它畜产品，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取厚利。
在设立东马市的同时，明代仍实行茶马法，开设西茶市(亦称茶马市)，并数次实行“招商纳马给边，以茶偿之”的政策，与西番以茶易马。明太祖朱元璋曾宣谕过：“朕即位三十年，西方诸国商人，人我中国互市，边吏未尝阻绝，朕复敕吾吏民，不得恃强欺谩番商，由是尔诸国商获厚利，疆场无扰，是我中国有大惠。”(《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九)弘治年间，督理陕西马政的大臣杨一清在奏折中曾讲到：“自弘治十八年为始，听臣出榜召谕山陕等富实商人，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可见山西商人也参与了西茶市的贸易活动。
山西“极临边地”，正处在北方游牧地区和中原农耕地区的中间地带，历来在两种经济的互补贸易中占有优势。明代马市和茶市的开放虽然是有限的，但也给山西商人带来了新的重要的商机，山西商人充分发挥了其优势，成为茶马互市的主要力量，并使张家口、大同、杀虎堡等处形成了与山西商人密切相关的边镇市场。
四、明前期的大规模移民政策
山西地狭人稠，土瘠民贫，加之十年九旱，民食不足。元末明初，中原和江淮由于兵荒灾疫严重，人口大量减少，而山西特别是南部和中部，战事较少，人口相对增加。以1381年(洪武十四年)为例，山西人口达4030450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30万(《明太祖实录》)。为此，在洪武、永乐年间，由政府组织，从山西移民18次，近百万人。所迁之民大部来自平阳、太原两府和泽、潞、辽、沁、汾5州，安置地区则有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其中，1402年(建文四年)和1404年(永乐二年)曾两次从山西移民，“以实北平”。此外，当发生较大灾荒之时，还有众多的山西灾民逃往异乡，附籍当地。内蒙古的南部特别是河套地区和河南等省，都是山西灾民的落脚之地。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和不断迁往各地的逃民，必然增强山西与各地的联系，增加山西人外出经商的机会。这就为晋商涉足京师，并向冀、鲁、豫、陕和内蒙古等地的开拓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