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会馆或行会在以下几个方面起到了维护山西帮团队利益的重要作用。
一是组织市场公平交易。晋商行会维护市场公平交易，不仅是因为山西商人做生意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同时也是行会取信政府，维护本行会员利益的必须，故经常根据需要，在政府支持下，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并付诸实施。
二是整理货币维护经济秩序。清朝末年，市场上不法之徒，私造沙板钱，冒充法定制钱流通，归化城一带到光绪年间，沙钱愈来愈多，为维护经济秩序，归化城各行会积极配合当局，整理货币。经各行会负责人与有威信的长者共同协商，决定在三贤庙内设立交换所，让人们以同等重量的沙钱换取足制钱，并将沙钱熔毁，铸成铜牌一块，立于三贤庙内，上书“严禁沙钱碑”。
三是处理商务纠纷。山西商人在外经营，不可避免会发生与行内、行外之间的业务纠纷，对此，商人行会有调解与仲裁的义务及权利。归化城马王社是同城马车业者的行会，因成立较早，社规废驰，外来车业者与会员勾结，抢劫乘客财物之事屡屡发生。1909年（清宣统元年）萨拉齐车业者来归化城后，与会首王玉柱勾结，胡作非为，会员忍无可忍，向当局起诉，经官方调查，罚外来车业者与王玉柱分别向马王社缴纳衮灯一对和挂灯一对，并向会员赔情道歉。对此事行会刻石于海窟龙王庙内，无论外来者还是本会会员都必须恪守社规，以维护本行会会员的利益。
四是维护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本是政府的任务，晋商行会为了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积极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内蒙包头，原是一个村子，后来包头城市发展了，但长期没有政府办事机构。直到清末，仍是由萨拉齐厅派一个巡检来负责，到民国初年也只由萨拉齐县巡警分设了一个驻所。此时包头商民五六万人，社会治安基本是由商业行会和农民的“农圃社”维持街面。直到包头建县以前，一直是大行出代表四人，农圃社出代表一人，组成议事机构，在大行内办公。受萨拉齐厅委托，由巡检和巡官监督协助，处理包头地方各种事务，大行基本代替了行政机构。当然，这也许是一个特例。但行会参与地方政事，协助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等，无疑是积极的。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组成这种具有对本域的认同及对外域的排他特点的集团式商帮，对巩固晋商经营阵地以及促使其势力的崛起，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太谷志成信票号创始人贠成望第十世嫡传后裔贠文绣，撰文回忆说，贠家创办志成信票号后，贠家商业经营迅猛发展，形成了五大网络，即：以西安（志成信西柜）为中心，沿丝绸之路向西发展；以广州为中心，向东南沿海地区发展；以长沙为中心，占据中州；以张家口为中心，向蒙俄发展；以沈阳为中心，向东北发展。太谷则为整个商业活动大本营。为什么贠家的生意能迅猛发展，而且持续了200多年久盛不衰？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金融与商业的密切合作。贠家凡设置票号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商号。票号为商号提供资金，商号自主经营独立结算，形式上好像不是直接管理的隶属关系，但实质上商号的经营活动几乎都是在票号的监督之下进行的。这种管理体制，既尊重商号的经营自主权，便于发挥其经营积极性，又达到了贠家对其商号的监督和控制。因为每个票号以及钱庄都有贠家门中人当家，直接决策号内重大事务，所以贠家的商业活动很少做赔本生意。
晋商的钱庄、当铺、账局、票号等金融企业，大多数是在商品经营资本积累和发展的基础上兴办起来的。当其金融企业发展起来后，他们不仅没有放弃原来经营的商号、货栈、店铺，反而还在某些方面予以加强，有的还或多或少地将一些资本投入了纺织、面粉、火柴、酿造以及采矿、冶炼等轻重工业。从而形成了金融资本与工商业资本的有机结合与互促互动。因此，可以说，晋商称雄中国商界的基础在商业资本，而其命脉则在金融。这是因为工商业资本的调拨周转，必须凭借金融机构的汇兑和筹措，而金融机构的放借贷款，又必须要以工商业为主要对象。山西商人正是由于把货币资本与工商业资本紧密结合起来，相互渗透，才使其各种企业互相促进。在这一点上，它与西方国家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商业与金融业的密切融合，有着共同之处。所不同的是，晋商这种资本积累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而不像西方国家是靠野蛮血腥的殖民掠夺。从晋商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正是其商品经营资本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数量的迅速增长，才促成其金融企业的日益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了工商企业的实力。当初，如果没有晋商在内地和俄蒙、中亚、东南亚的商品经营，那么，就不可能有其票号后来在全国各地以至恰克图、乌里雅苏台、新西伯利亚、莫斯科、新加坡、加尔各答、东京、大阪、横滨、仁川等地的生存与发展。
同行间一方面对立竞争，另一方面却必须妥善协调，以谋求整体的健全发展。松下幸之助认为，不论哪一行，都必须健康发展，才能获得社会大众的信赖，生意也才会日益繁荣。惟有被大家称赞：“那个行业值得信赖。不论哪一家商店，都有良好的品质、公道的价钱和周到的服务。可以放心地去买东西”，这种行业，才会受顾客的欢迎，为这一行业的所有商店带来繁荣。如果，同行业内有许多经营不善的商店，就会让顾客认为：“那个行业不好，根本不可靠”。结果，全体同业都会遭受很大的损害。
山西票号在全国金融界虽处于垄断或统治地位，但它们之间在业务上的竞争也是有的，然而不论哪家票号，绝不欺行霸市，排斥“异己”；而是通过一面竞争一面协调，考虑如何使自己存在，并同时促进整个业界的信誉，同舟共济，利益均沾。特别对当地的一些规模小，资金少的钱庄、钱铺、典当、账局等，不仅从资金上给予帮助，业务上也有一个巧妙的分工。虽无明订契约，但实际各有专攻。即：官府的大宗官私款项，因存取无定，风险较大，统由票号收揽；商家和个人存款，通过利率调节（即票号有意降低这部分存款利率），由钱庄、钱铺等收存；埠际之间的汇兑，官款和大额商款由票号承汇，小额的由钱庄、钱铺办理；官商借款，巨额的、期长的由票号出贷，小额的、期短的由钱庄、账局等出借。这样，山西票号稳操了对各地金融市场的领导和控制权。
光绪年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山西祁县富商乔氏、渠氏开办的票号，因一时发行钱贴子（银票）过多，人们怕钱贴子落空，纷纷挤兑，在此危难情况下，乔氏、渠氏为保其票号信誉，求援于太谷县富商曹氏，曹氏出于“义”字，慨然答应，让曹氏的锦生润票号代兑现银，从而平息了挤兑风潮。后来，渠、乔二位也处处帮助曹氏。正是这种以信义为先的思想，使山西商人之间既有平等竞争，又有相互支持，从而形成了晋商的整体形象。
不仅如此，山西票号还在加强金融监管上发挥了同业相助的精神，体现了共存共荣的理念。
随着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各种金融机构大量涌现，在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即1840～1850年，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北京、天津、张家口、济南、南京、苏州、扬州、汉口、重庆、成都、广州、长沙、西安等23个城市设立的分支机构就间的无序竞争，以及倾轧、欺诈等行为。与此同时，清朝后期币制极为混乱，由于市场上流通的银两、银元、铜钱、宝钞、银票并行，而银钱的成色分量又不统一，因此，给一些不法之徒私造沙板钱，冒充法定制钱流通，造成了可乘之机，假冒伪劣货币的泛滥，也严重地扰乱了金融秩序。
面对这一现状，山西商人为防范金融风险，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金融机构自发地组织一些同业行会，或建立以地域、乡谊为纽带的会馆。如归化城的山西货币商组织的银钱行会“宝丰社”，包头城的“裕丰社”。这些同业行会，凭借在当地的实力和影响，可以负责商定市场规程，协调各商号，组织钱市交易和同业拆借，如宝丰社，它作为钱业之行会，大有辅佐各商之力，行商坐贾都与它有须臾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平常行市松紧，各商号毫无把握，遇有银钱涨落，宝丰社具有垄断和调节行市的权力。这样，就比较有力地防止了金融市场无序的混乱局面，给金融业的正常营运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基于共存共荣的理念，充分考虑对方的立场和利益，是现代各行各业所应有的态度。数百年前，晋商特别是资本力量雄厚的票号就有实现这种目标的责任意识，确实难能可贵。这的确是票号经理人的英明所在，也是票号事业一度兴盛的重要原因。
犹太人以其非凡的财务智慧和强大的金融实力著称于世。有人说，犹太人银行家在家里打个喷嚏，全世界的银行都要连锁感冒；五个犹太财团坐在一起，便可以得心应手地操纵着整个人类的黄金市场。在这一方面，称雄华夏商界近500年的晋商与之相比，毫不逊色。晋商似乎天生具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卓越的财商。19世纪20年代，晋商从商贸领域挺进金融领域，首创票号，其资本之雄厚，覆盖面之广大，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晋商最为辉煌的时期，晋商稳固地占据中国金融市场，名震中外，汇通天下，显赫异常，其汇兑方式之严密，账务管理之科学，经营手段之高超，在世界金融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数学、珠算、会计等计算科技与商人的经商活动有着密切关系。晋商对这些计算科技的研究与实际应用是其生财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蒲州大商人张四敦，尤精通《九章算术》，凡方田勾股商法等，皆可妙解。盐商沈江对算学也有较大热心。明代山西汾州（今汾阳）商人王文素，早年随父到河北饶。他收集了宋代杨辉、明代杜文高、夏源泽诸家的算书，精心钻研。到1513年（明正德八年）撰成《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
当时河北武清也有位喜欢数学的杜瑾（字良玉）。王、杜二人会于清河旅店，各陈所长，切磋算法。王文素的学问和外表，令杜瑾至为叹服，杜认为宋代杨辉及当朝金陵杜文高、江宁夏源泽、金台金来朋等名家，算法固然不错，但藏头露尾，俱以逢巧之法而证之，不够灵活通变，以至后人学之甚难。惟王文素以通玄活变之术，断成讲义，使人易学易懂。王文素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也指出：算学是“普天之下，公私之间，不可一日而缺者”。他认为，对于算家，切不可以“六艺之末而忽之”。于是，“留心算学，手不释卷，三十余年”。1524年（明嘉靖三年），年已60的王文素倾其毕生精力编成《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全书共42卷，203条，117诀，1267问，分订12册。这是一部优秀的应用数学之作，内容之丰富，科学性之强，胜过明代钱塘吴敬《九章算比类大全》、安徽休宁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
王文素所著《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具有如下五个特点：一是包罗面广，实用价值高。不仅全面继承了前人的算学成就，并有所创新，如将“身前因”改进为“身前乘”，发展了“归总还零”除法，创造了“众九相乘”、“实位相同”等新法，对传统的开方法有所改进，并在立体图形的插图画法上，率先采用了现代轴图法中常用的正等测图法。此外，书中还可看到当时的税收征管法等内容，介绍了简捷速成计算法。所以王氏所著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应用数学之作。二是深入浅出，通俗易学。全书中有释义、解题，并有绘图及算学口诀。三是校正了过去算学著作中的一些错误之处。四是珠算内容丰富，算法新颖，在明代诸多珠算书中处于高水平。
山西票号对平码银色的利用，更体现了他们发达的数量意识。
当时货币，通行白银，因此用以称量白银的平码，以及白银的成色，便最能体现数量意识在经商中的运用。但由于清政府对金融市场缺乏有力监管，各地平码都是各行其是，千差万别。关于平码，时人即称：“甚至同一地方，其货币称量所用之权衡有至数十种者，通国殆不下数千”。而银色同样多种多样，例如，官方通用“纹银”，在北京，便又有“松江银”，“马店儿松江银”与之并行，成色各不相同。在其他地区，也各有主要流通银种，如天津为“化宝银”，上海为“豆规银”，汉口为“估宝银”，广州为“番银”，等等。针对这种情况，山西票号创立了自己的平码标准，用来与各地平码进行对比换算，被称为“本平”。本平的创立，扫清了开展汇兑业务的障碍，有了本平，才能够通过折合，将各地不同的平码统一起来，使从不同地区收交的银两有一个统一的权衡。这不仅解决了汇兑业内部记账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确保了收兑的银两与兑取的银两重量一致，使得票号与客户交易公平，两不吃亏，从而使票号发展壮大成为可能。
首开中国票号业先河，成为中国银行业鼻祖的是享誉世界的平遥日升昌。提起日升昌，人们总是以“汇通天下”来形容它。相传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
话说日升昌票号自雷履泰创立以来，经营红火，买卖越做越大，分号迅速扩张，遍布全国20余个重要商埠和重镇码头。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求和，不得不发文行省加派赔款银两。当时日升昌票号总经理雷履泰看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当机立断，命令川、陕、豫、鄂、湘等内陆行省分号伙友尽快了解所在地汇解赔款银两的时间、金额、汇往口岸等情况，并要求及早与承办藩府取得联系，主动揽做这笔大买卖。不想这件事惊动了道光皇帝。一日道光皇帝上朝了解各省汇解银两情况，得知一个叫日升昌的山西票号竟使一纸汇票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经大臣解释，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夸道：“好一个日升昌，竟能汇通天下”。消息很快传到京都日升昌分号。从此日升昌北京分号写为“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名声大震。全国各地的殷实商号和地方官吏更加信赖日升昌，遂常把大宗汇兑业务交给日升昌票号办理。到日升昌票号步入鼎盛阶段，设立的分号增加到35个，同时与外国来华设立的银行，如英国汇丰、麦加利，美国花旗，俄国道胜，德国德华，日本正金等银行也经常发生业务往来，日升昌票号汇通天下也真正名副其实了。
票号的出现，使中国金融业在存、放款的基础上，又具备了汇兑的功能，这就使近代银行业务在中国金融机构内全部具备，从而使票号拥有了更为浓郁的近代银行色彩。
山西票号通过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它的获利能力是非常惊人的，令其他各种商业经营活动自叹不如。作为山西票号“天字第一号”的日升昌，资本为36万两，分成30股，每股1.2万两，达蒲李家在光绪年间已拥有全部股份，而当时日升昌最多的一次分红每股为1.2万两。这就是说，仅此一次，李家就可将其投入的全部资本收回。而在生意兴旺的光绪年间，日升昌曾结账分红七八次之多，每次李家都有30万两上下的白银进账，六七十年间就获得200万两以上白银，获利之丰可想而知。
“蔚字五联号”的蔚丰厚票号，创办之初，每年获利除了开支之外，只余三五千两。而到了光绪年间，利润剧增近百倍，每年达20万两白银。四年一个账期，每账每股可分红利一万两左右，财东侯氏一次即可获得20多万两。其他如蔚泰厚、天成亨等票号也不示弱，每账分红每股少者七八千两，多者一万多两。因此每次账期结算分红，每个字号都能给财东介休侯家送去几十万两白银，用四匹高头大马拉车送往北贾村侯府。一个账期“蔚字五联号”拉到侯府的白银不下120万两，“蔚字五联号”都是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创办，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才歇业，侯家从五家票号获得的总收入大约在1000万两白银以上，这还不包括从利润中转入资本公积金的“厚成”那一部分。乔“在中堂”商业金融集团麾下的大德通票号在票商精英、总经理高钰的出色经营下，成为票号发展后期业绩最为突出的一家票号。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结账分红时，每股分红高达1.7万两，比每股资本还高出一半，乔“在中堂”光这一次就分得40多万两白银。
汇费是票号的主要收入，指替人汇兑银两所得的费用，票号把汇费称作汇水。汇费的收取并无固定标准，而是由主客根据“各地银色之高低，路途之远近，银根之松紧，汇兑之逆顺（指顺汇，逆汇），数目之大小”而商定。另一方面，还要看顾客与票号的关系如何。普通时候，在交通便利的通都大邑，每千两仅需二三两的汇水，若是交通不便的地方，每千两的汇水达二三十两，时或高至七八十两。新疆每千两汇水多至百两。三帮（指平遥、祁县、太谷）之中，平帮的汇水，往往比祁太两帮略低。如蔚长厚票号在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五月给福建汇兑海军费用到京，每百两得汇水5两3钱银。同年，蔚丰厚票号为江西省汇解京款15000两，得汇费375两。日升昌票号张家口分号在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往太谷汇兑，每千两收汇水4两；往苏州汇兑，每千两收汇水4两；往河口汇兑，每千两收汇水10两。如果得空期长，票号则可少收汇费。
山西票号盈利如此之丰，还来自得空期收入、平色余利和存放款利息差额，除了金融行业本身获利能力较强外，更充分利用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与危难政局，广开进财之路，获得超额的金融利润。其获利渠道之多，恐怕连西方金融家也会妒羡不已。
票号用以汇兑款项的主要凭据是汇票，亦名汇券。普通汇款，以庄票使用最多，其手续是汇款人将款交给票号，由票号开具汇票，交给汇款人，汇款人将此汇票交给收款人，收款人即可持此票向汇票中指定的票号取款。
在票号产生以前，我国虽早已汇票流通，但因其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而不能被广泛使用。平遥票号的产生，才开始了我国比较成熟完善的汇兑制度。晋商经过不断摸索，创造了一种密押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做到了精心设计。从而保证了异地汇款所用汇票真实可信而不致被造假者冒领汇款。
因为票号的兑付都实行“认票不认人”的制度，汇票上写上银两数额后即可到异地提取现银，所以汇票的防伪性极其重要。票汇的关键是在一纸“票”上。从目前留存的汇票可以看到，汇票基本是折纸形式的，有四个折面，规格呈长方形，高约23公分，宽约10公分。在第一个折面印有“券”字和其他内藏匠心的图样。聪明的票号经营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各票号的汇票都盖有各自的印章。汇票折纸里还夹印着各票号名。日升昌票号的汇票就夹印有“昌”字。协同庆汇票是在湖南印制的，看起来不过是个折纸，也没有花纹格式，可是纸里暗印有“协同庆”三个字，汇票的印制和各分号使用都有严格的数量控制。如平遥县蔚泰厚的汇票纸，以绿线红格，由平遥一处印，各分号均用总号之纸，如坏了一张，必须寄到总号备案。除此之外，他们还各有自己的绝招。
一是由专人书写汇票，其笔迹要通报各分号，并让各分号都能熟辨。如果更换了书写汇票的人，首要的工作就是通报各分号其笔迹。这方面也体现了中国书法的绝妙，因为用毛笔来模仿笔迹而要达到以假乱真是极其困难的事。故此，后来中国兴起银行业后，虽汇票和支票都改为钢笔填写，但经理签字仍用毛笔。
二是创造了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即用汉字作为签发汇票银两数目的十个数字及一年中12个月和每月30天的代码。这种代码各票号都各自编设，而且要不断变更。我们不妨举几例来观其奥妙。全年12个月的代码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每月30天的代码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代表银两的十个数目分别是“赵氏连城壁，由来天下传”或“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万千百两”的数字单位由“国宝流通”四个字分别代替。假如票号在6月20日为某号汇银4000两，它的暗号代码就是：“取人城宝通”。这些密码既有一定的含义，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又保密性强，由此可以看出票号经营者的聪明才智。
三是为保证商家汇款不至遗失，票号按商家的要求，还采取了“讨保交付”和“面生讨保”的办法。凡商家要求票号必须保证其汇款不遗失时，票号即在其汇票上盖有“讨保交付”的戳记。此种汇款，交付时必须取得商保。“面生讨保”则是在取款人生疏的情况下才要保。
对于遗失的汇票，票号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办法。有些地方如在京师、保定，多为登报声明；在天津则报知商会局，并在海关边署、巡警总局、商务总会备案。在汉口、重庆则通知当地分号料理，并报告当地政府、商会总会，同时照会驻当地各国领事。
票号的保密制度保证了票号与顾客双方的利益。历史上未曾出现过款项被人冒领之事，因而保证了票号的社会信誉。也正因票号管理制度的严格，汇票在“见票三五日兑付”后便将“汇票即焚”了，因此据说没有一张使用过的汇票能够保留下来，后人无缘见识真物，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在晋商创立票号之前，中国民间就通行着一种商业会计核算方法——龙门账。这是一种将民间商业中的全部经济事项，按性质、渠道，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分别设立账目核算的科学方法。所谓进，是指全部收入；缴，是指全部支出（包括销售商品进价和各种费用等支出）；存，是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也称欠，是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当时的民间商业，一般只在年度终了办理结算（即现在的决算），就是核实和整理一年的经营成果，以便向业主作交代。年结，就是通过“进”与“缴”的差额，同时也通过“存”与“该”的差额平行计算盈亏。如果“进”大于“缴”，就有盈利；否则，就有亏损。它应该与“存”、“该”的差额（即盈亏）相等。这四大类的相互关系，可用公式表示为：
进-缴=存-该
每当办理结算时，便可运用上述会计公式来验算两方差额是否相等，并据以确定当年盈亏。相传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也由此而得名。
龙门账可能是我国会计的开端，其“合龙门”至今仍是科学会计原理之一。山西票号创立之后，业务内容增多。为了加强账务管理，其账簿的设置更为复杂。据一位票号研究者的考察，山西票号的各类账簿，其数量多达16种，而且组织完备，登记详密，各有功用。主要有万金账（东伙开办时合同、股利分配等）、流水账（借贷、汇款、杂支、汇费、利息，与各庄来往汇款）、老账（就流水分类账）、浮账（即活期存款）、汇兑账、存款账、放款账及各地往来总账、本埠往来总账等。
大德通票号的账簿，分为流水账、老账、现金账、浮记账四种。
流水账：各项交易，均须于此账内先加分录，然后过入老账，故可称为各种账目之原始账，如同银行簿记之日记账。而账内抬头之下分上下两方，上方记载收入，下方记载付出。
老账：即依流水账各个抬头，分别记载的一种账簿。该账包含全部财产变动的综合情况，因此可以据以知晓财产状态及营业损益。此账名称虽多，但也不外入出老账与收取老账两种：入出老账专载营业上的损益，即银行的损益部分；收取老账，表示营业上对内对外的一切资产与负债，收即银行债务部分，取即银行资产部分，出入老账合计的余额，即等于收取老账的余额。如要清抄，入即新收，出即开除，而收取即是实在，其余额即银行的纯益金。
现金账：为核计库存而设，凡逐日出入现款，必须登记此账，其收付合计的余额，即本日库存之数。
浮记账：为省时间而设，因当年票号极盛时代，逐日交易，事务过繁，如往来存款一种，增加特多，如果逐宗记入流水，再由流水抄入老账，只有二三个司账员绝不能胜任，于是为提高工作效率，才设立这种账簿，将往来存款及同仁（即同行）暂记等项，不过流水，直接登入此账，待月终结算时，只将收取两方之合计数，一笔移转于流水账。
但上述账簿中，又可分为若干种，例如流水账下分为银流水宝账、钱流水宝账；此外还有万金账、钱来往宝账、银来往宝账、各铺来往账、外该借贷账、收借贷账、各路存户汇项账、汇银宝账、收出满加账、出入平色宝账、收贴费现利捐项银账、未到期票项宝账、外庄入本账、应支账等等，名目繁多。
山西票号复杂的账簿，是其特殊的管理方式以及当时经营环境的产物。例如，分号员工一切花销，几乎均由票号垫付，然后再予清结，这就需有专门账簿记录；再如，当时银两、制钱并行，而两者间兑换比率又不固定，同样需要备有专门账簿记录。此外，汇兑、放贷，名目不同，也需要分别记录。复杂的经营内容，必然需要严密的账务管理，而严密的账务管理，使各种交易自然处于一目了然的状态，也就为总号审核分号业务，从而控制整个票号，提供了基本条件。
所谓酌盈济虚，抽疲转快，是指在总分号之间、各分号之间调度资金，增加放贷，扩大利润的做法，这是晋商货币资本经营中的重要办法。
山西票号各分号在营业中，经常会出现现金盈绌和行为疲快的矛盾现象：有的地方现金多余，银根松，利率低，款放不出去，资金闲置；而另一些地方则现金不足，银根吃紧，利率上升，无款可放，支付困难。这是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和经济运行频率不同而造成的。举例来说，在重庆地区由于官盐起运纳税的原因，每逢四、七、十月，市场交易最为旺盛。银根也因此最紧。而在北京市场，则每年春季交易最旺，银根最紧。此外，如生产茶叶，一般三四月份上市，棉花产地，一般八九月份收获，届时都会带动当地市场的繁荣，致使银根偏紧。所以，当甲地银根偏紧之时，乙地往往银根偏松。而这种现象，恰恰成为票号得以赢利的一个机会。
为了尽可能盈利，必须在各分号之间调度款项。否则，不仅不能放款生息，而且盈余地客户向短绌地汇款的业务也做不成。因为该地无现银可以付出。这时按说应当调动现银，但费用高昂，而且需费时等待。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的办法就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用现银多的地方的钱去接济短绌的地方。具体办法是通过异地顺汇和逆汇的办法，实现抽疲转快，平衡资金市场供求，扩展业务。如京师分庄盈，库伦分庄短，库伦可主动吸收向京师的汇款，在库伦收款，京师付出，此叫顺汇；也可以由库伦分庄先贷款给当地的商人，允在京取款购货，京师先付出，库伦后收进，此叫逆汇。这样不仅平衡了两地现银盈绌，也多赚了贷款和汇款的业务收入。这种做法要求各分号间及时通报业务，互通信息，这是晋商发达的一个重要诀窍。
然而，各地出现盈绌，即使酌盈济虚，少量的现银调运还是不可免的。为了保证银两调运，山西商人自设镖局，武装押运。有人考证，镖局鼻祖，乃山西神拳张黑五。不论张黑五是何时代人，但山西人设立的镖局最多却是事实，这是与商业运现的需要分不开的。北京、张家口、蒙古三岔河多处有山西人经营的镖局。运现之外，晋商发展了汇兑，还有“克钱”、“拨兑”以及“谱拨银”、“城钱子”等多种信用工具和融资方法，发行了凭贴（本票）、兑帖（汇票）以及汇兑的其他形式如上贴、上票、壶瓶贴、期帖等等，这些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实际上与货币无多大差别。可见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创造了多种信用流通工具，这些工具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贸易的繁荣和发展。清代中期，凡是山西商人活跃的地方，多数都出现了钱市。每日清早各钱商集聚在固定地区，进行货币与资金交易，并由钱业行会组织管理，操纵行市和汇水，这种钱市实际上具有了现代金融交易的某些特征。酌盈济虚，抽疲转快，致使资金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获得最大的收益。
过去的商业制度和现代不同，现代企业负的是有限责任，以投入的全部资本负责偿还债务，资不抵债时，按资债比例偿还就行了。而过去的商号负的是无限责任，一旦发生亏损，不管资本额是多少，财东必须拿出全部家资来偿还债务，直至倾家荡产。所以，一个商号的倒账并不仅仅意味着这个商号的倒闭关门，而且意味着所属财东的灭顶之灾；商号的亏损倒账往往使富甲一方的财东一夜之间一贫如洗；而且由于古代商界极重信誉，这家财东的商号一旦倒账，财东的信誉便一扫而光，以后也再不会有重整旗鼓的机会。
正因为如此，晋商的风险意识极强，抵御风险的准备也很充分。
就日常营业而言，由于营业的不平衡，可能出现现金巨额支付，所以晋商字号都准备有充足的现金，以备急需，防止出现“柜空”而损伤信誉。如复盛公钱铺，平时至少要保持三至五万元现金储存在银柜里。一旦大存款户来提现金，或珍贵财物来典当，复盛公根本不挡手；甚至，来往较深的“相与”来借款，或者包头地方政府临时紧急用款，复盛公都能代为垫付现金。这样一来，号内人气盛胆壮，市面上又信誉隆盛，买卖也就更好做了。
而就长远考虑，买卖受种种因素的影响，起伏跌宕更大，风险也更大，山西商号的金融防范措施也更严密。
其一是“厚成”。在账期结账时，把应收账款、库存商品和其他财产故意加大折扣，使账面资产价值远远低于实际价值。这样一来，这些账款、商品或其他财产只能是未来的盈利因素，而绝不会成为亏损因素。据包头“复”字号的员工讲，“复”字号的许多财产就不上账，而上帐的财产价值仅是实际价值的1/10左右。
其二是副本（护本）。东家开钱庄票号时除给掌柜一份本钱外，还要给一份副本（护本）。或副或护，只是起辅助正本的作用。这份副本（护本）并不参与分红。这样，商号一旦出现资本亏损时，副本就可随时补进，使商号能正常营业。乔家给商号的副本数额也很大很足，与正本相等。如乔家的广顺恒钱铺，资本五万两，另有副本五万两。——也就是说，即使商号把本钱全赔光了，这个商号仍可以照常营业！乔家钱庄票号的副本与资本之比为1:1；而以稳健著称的蔚字五联号之一的天成亨票号，副本与资本之比也仅为2:5！由此可见，乔家的商号比以稳健著称的天成亨还要稳健。
其三是预提风险基金。乔家的商号在分红时不是分光吃尽，而是在分红前预先提取出一部分利润作为风险基金，以应付市场风险或信用风险，使商号能够在风险临头时逢凶化吉，安然无恙。这部分钱要专款储存，不能挪作他用。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的这部分钱就专存在“德裕永”的堂名下，东家掌柜都不得擅自动用，遇有生意亏赔或其他紧急用款情况时才准使用。
其四是倍股。在分红时，东家掌柜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把东家的一部分红利转为资本（资本股数不变，只是每股资本额增大），使资本雄厚，更好地开展买卖。乔家在这一点上也很突出，以大德通为例：初创时资本为六万两，1884年改组时为12万两，1908年时资本增至22万两。如此雄厚的资本，不仅使经营规模扩大，效益增大，也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晋商如此的未雨绸缪，如此的一道又一道结实厚实的“保险罩”，并非杞人忧天，多此一举。如乔家的复盛公商号从1801年成立起，在包头商界岿然屹立150年之久！它成了包头商界成立最早而又结束最迟的“老寿星”！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历经几次巨大的金融风潮而稳如泰山！山西共有43家票号，而到1893年，由于受“阜康票号”倒闭及其他金融风潮的冲击，山西票号共歇业或倒闭19家；再到了1921年，由于受金融风潮的打击，山西票号几乎倒闭歇业殆尽，惟有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和祁县渠家的三晋源三个票号继续存在；最后到了1934年，三晋源票号也歇业后，山西票号仅剩大德通、大德恒两个票号了，而这两个票号都是乔家的。假如乔家的商号没有上述一整套家在中国商界和金融界的最后的辉煌。
清朝后期，山西票号曾“执全国金融之牛耳”，“汇通天下”，被外国人称为“山西银行”。山西票号最著名的有祁、太、平三帮，创立最早的是平帮日升昌，历史最久的是祁帮大德通（初名大德兴），而首家在国外设庄的是祁帮合盛元。
合盛元原为茶庄，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改营票号。其股东是祁县荣任堡村的郭源逢和祁县城内的张廷将（大盛魁商号创办人张杰后裔）。合盛元，最初股金正本为白银六万两（分十股，每股6000两），后来合盛亨、合盛利、合盛昌各出辅资二万两，合计为12万两。总号设在祁县城内西大街路北的西廉巷西段，首任经理渠寿昌先后在北京、天津、太原、奉天（今沈阳）、营口、安东（今丹东）、西安、开封、上海、汉口、安庆等城市设庄，业务大兴，红利日增。到19世纪80年代，资本达到50万两，公积金650万两，成为资本雄厚的著名祁帮票号。
合盛元票号的发展，该号后期的财东郭嵘、经理贺洪如等立下了汗马功劳。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东北局势混乱，票号业务受损。郭嵘、贺洪如慧眼识英才，委派年仅18岁的申树楷（字培植，1876年生于祁县申村中街）接任营口分号经理，以挽救该分号濒临倒闭的危局。申树楷明察形势，放胆与日商开展业务，并雇日人招揽日商生意，不久转危为安，重振票号，并以营口为基地，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周旋，还抓紧时机加速向海外发展。合盛元决策层远见卓识，不畏艰险，敢为天下先，创办了山西票号的最早国外分庄。1897年先在东陲重镇鸭绿江北岸的安东（今丹东）设立分庄，接着又在南岸的朝鲜新义州设置代办所，开始国际汇兑业务，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当时北朝鲜属俄国势力范围，合盛元以新义州为前进基地和日商、俄商在朝鲜竞争。1900年正月初八，新义州代办所改为分庄，在南奎山亦设分庄，申树楷亲赴日本本州岛西南角的下关（马关）设代办所，山西票号开始进入日本本土。八国联军侵华后，日俄在东北的矛盾日趋尖锐，1904年终于爆发日俄战争。1905年俄国战败，不得不放弃北朝鲜的权利，并与日本在东北划分了势力范围。合盛元看到东北地区日进俄退，日已在东北亚称雄，遂抓紧在东北增设分支机构，先后在四平、哈尔滨、昂溪、齐齐哈尔、黑河（位于中俄边界、黑龙江南岸）等地设分庄，并正式向日本政府申请在神户设分庄。
日本政府不轻易允许外国人在其领土上设立银行，尤其他以战胜国之威，对华商的申请更是百般刁难。合盛元总经理贺洪如于1906年秋亲赴日本，申树楷也多次东渡，耗神费款，加以清政府外务部、中国驻日大使、旅日侨胞和留学生的积极支持和帮助，才使日本政府批准申请。历经近一年的艰辛，合盛元于1907年5月31日在神户开设分行——“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设于神户市荣町三町目，资本50万日元，总经理申树楷。半年后申又克服重重困难，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朝鲜的仁川等地，陆续设立分店。这些机构从事国际汇兑和结算，向外商提供金融信用，对侨胞尤其留学生给予特殊照顾和优待。短短几年，合盛元的分号扩大了三倍，尤其在东北、朝鲜、日本和俄国的远东地区，机构之多，国际贸易汇兑之盛，堪称票号之首。1907年至1908年，合盛元办理中日汇兑业务，每年达2000万日元，汇水以5‰计算，约得十万日元。20世纪初是合盛元的鼎盛期，每四年开股一次，每股红利最多达1.4万两，少也有8000两。贺洪如以后，李苞任合盛元经理，他维持住该号的兴盛，继续在东北亚与日商、俄商竞争，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
合盛元票号开创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现金的遗失或失窃是旅行者最怕的梦魇，糟糕的是现金无法获得赔偿。所以发达国家的人出行旅游时携带的往往是旅行支票。旅行支票是银行或旅游公司为方便旅行者在旅行期间安全携带和支付旅行费用而发行的一种固定面额票据。它存在的意义便是在世界各地即使不慎遗失或遭窃，通常很快可以得到补发。比如美国运通全球理赔服务提供了涵盖全球超过十万个理赔地点，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服务。我们检阅中国近代金融史时，会惊异地发现这样一种先进的金融服务100多年前在山西票号里已在运作了。
票据在中国历史上起源较早，唐宋时就有了票据的雏形。唐代的“飞钱”、“贴”，宋代的“便钱”，都具有票据的性质和功能。但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规模有限，这些所谓的“票据”还不够完善，在社会上也未能大量地使用起来。
清中叶票号崛起后，晋商最早使用了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晋商将这种票据称之为“贴子”，如属于本票性质的叫凭贴，属于汇票性质的叫兑贴、上贴，属于商业票据性质的叫上票，属于融通票据性质的叫壶瓶贴，属于远期汇票性质的叫期票，等等。
票据上有三个基本关系人，即出票人、付款人和收款人。此外，还有背书人、承兑人、持票人、保证人等。每个关系人在票据上签名后，都要对正当持票人的票据承担相应的责任。
汇票作为一种票据，在汇兑过程中，有见票即付和见票隔几日再付两种规定。见票即付就是票号见到持票人所交之汇票后，当即付款兑现，一般用于汇款额数小者。见票隔几日再付，是票号汇款还付的一种规定，主要是为了便于票号的经营，避免汇款大，见票付款的困难，不致因一时付款困难，影响票号的信誉，因而票汇上明白地写有“见票迟×天交款”的字样。持票人必须按规定等×天才能提款，如果持票人因某种原因需要提前取款，这势必要影响票号的正常安排，增加票号的负担，所以，持票者就要交纳一定的费用，票号将这种费用称之为期票贴现。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出票之家荒闭，或任意推诿，不能按时付款等现象，当地钱行业规定照票注明某日照交，添盖戳记，其文曰某字号照票图章，永远遵守，以昭公示，从而也为汇款者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晋商经营的这种汇票中就包括一种供旅行者在途中票号联号提供的旅行券。据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旅行券的使用具体方法是：“（甲）欲从北京到上海，将1000两交给北京的票庄，由票庄开付会（汇）券，当时说明路上所要经过的某某处票庄。北京的票庄将会（汇）券的人名或字号局面通知联号。（甲）起身到天津提500两，即可向该票庄联号提款，由联号在会（汇）券上注明提取及下存数目。（甲）走到济南再提200两，最后到上海又至该联号提取300两，会（汇）券即由上海的票庄收回。”如果这种票据遗失，可以在所承汇的票号挂失，并登报声明。1913年12月7日《大公报》就刊登了这样一则挂失启事：
“鄙人于十一月初三日，由上海日升昌汇洋八百元汇票一纸，票面写明汇至天津，见票三五天交汪叔文收款。乃于初四日在津浦特别通车上遗失，业已向天津日升昌挂失作废。如有人拾得，即请送至德租界大营门外天庆里南徐公馆内汪叔文收，当谢洋十元，决不食言。”
这种办法，如同现在的旅行支票或银行的信用卡，不同之处是现在的信用卡可以透支少数款项，而票号汇票一般不许透支，尽管这样，仍说明当时山西商人的金融信誉和服务支持已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标期”，即赊购结账期，是清代晋商各商号结算方法的划一办法。它对于避免和防范债权债务纠纷，活跃商贸市场，有着重要的作用。
标期制度最早由资本雄厚、规模宏大的大盛魁创立。大盛魁总号和各大分号，处于内地与漠北的交通要冲，又是货物集散之地，它从内地采买的日用百货，绸缎、茶叶、布匹等，通过张家口，集中到归化城，缴纳税款后领上票照，以骆驼为运载工具，运到前营（乌里雅苏台）和后营（科布多），再分路向蒙古等地销售；从蒙古等地贩来的牲畜、皮毛、药材等产品也都经过归化城，再转运到全国各地销售。据史料记载，大盛魁每年运往蒙古的砖茶达三万箱，生烟有2000多囤（18万多公斤），从蒙古赶回的活羊一般在100万只，活马在二万匹左右。归化城市场上的许多重要商品，也都由大盛魁开盘行市面上，如果大盛魁的货物未运到，就须推迟开盘。商人们在这里购置货物后，或外销或内售，因路途遥远，所需时日甚多，所以资金的周转期也长。有些商人想要购进所需货物，却又现金不足，只好赊账。与大盛魁的交易是这样，与其他商人的交易中也有类似情况，因而难免出现债权债务问题。有鉴于此，大盛魁在归化城创设了一种专为商号之间清理债务的办法——“过骡子”。
这种“过骡子”就是标期制。这是一种极其严格的收、付款项的制度。商号与商号之间，由于生意来往，彼此有存、有欠，需要按照预定日期进行清理。有存项就收回来，有欠项就付出去。每月清理“债权”、“债务”的日期，就叫做“过骡子”；每季清理“债权”、“债务”的日期就叫做“过标”。“过骡子”的日期是三天，“过标”的日期是五天。这些日的规定，不是由当地的官府公布的，也不是由商业团体公议的，而是由山西祁县的大商号共同议定的。他们把一年内“过标”日期和“过骡子”的日期，于年前一次通知各商号共同执行。大约每年的标期和骡期都在阴历腊月的二十五日前后通知。旧历正月过第一个标，叫做“春标”；四月过第二个标，叫做“夏标”；七月过第三个标，叫做“秋标”；十月过第四个标，叫做“冬标”。这就是所谓“四季标”。旧历的二月、三月、五月、六月、八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的二十五日前后“过骡子”，这就是所谓“月月常骡”。
此法启发了山西平（遥）祁（县）太（谷）各商号和票号，很快得到推广。按四季标期的结账办法，是一种革新和创造，它有效地促进了批发商的资金周转速度，支持了过载店的加速运输，保证了专业汇兑的信用，受到各商家的热烈欢迎。因此平遥、祁县、太谷等县的商帮，也各自在本县订立了自己的标期。例如平遥的春标期为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夏标期为六月二十八日，秋标期为九月二十九日，冬标期为十二月十日。祁县、太谷的标期，开始也如此，后因太谷人有巨商大盛魁的关系，财势较大，又由太谷来订标期，名之为“太谷标”。太谷的标期，分为四季：春标在二月、夏标在五月、秋标在八月、冬标在十一月。具体日期，每年冬标时由各家代表共同商定，然后通知各地商家。凡各来往户，均须于标期以前结账，并在标期前三天办理交款。凡是批发商品，全属赊购赊销，等到标期结算，在赊货时就订明结算期。一般是近者定为下一标，较远者隔两标，再远者隔三标，最迟者必须冬标结清，不能隔年。票号钱庄的汇款和贷放款项的支付收回，也是按标期约定。
凡赊购标期货的商号，如到标期付不了款，叫作“顶标”。顶标的商号经理人姓名，要在汇兑行业登记，一经登记，各商家便与这家商号断绝往来关系，顶标的商号从此就不能或很难买标期赊购货物。“顶标”，对票庄（号）和商号来说，关系到信用问题，但凡有三分奈何也是不会去“顶标”的。标期结算制度是经济活动的总结，是经营盈亏的鉴定，更是对企业信用的考验。
用情人关系来形容中国历史上商人与官府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是形象而准确的。官商好像是一对情人，明里看不出多少来往，暗里却是过从甚密。商人总是愿意做出“风险投资”，以期投桃李报。
查中国历史，似乎没有哪个王朝对商业和经商者曾经给予过什么真正的支持，但是历代王朝中的许多官员作为个人却总是对商业和商人投以特别的热情和关照。这个比例虽说无法做出准确的统计，但事实上确实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尤其是到了清朝后期，一个官员被录用之后派往某地主政，朝廷一应开支均不负担，甚至连上任的盘缠、到任以后所聘幕僚的工资都得他自行筹措。没有商人的支持怎么能行？所以一个官员赴任，必须先向一个或几个有经济实力的人——他们常常就是商人——伸手借一笔做旅途之用的银两，到任后再借一笔支付幕僚和跟班的费用。就像是做生意一样，他用这笔钱使买卖开起张来。当然他的钱总是不愁借的，当地的大户也罢商人也罢，都愿意借钱给他，他们都知道，只要在官场上投了资，一般来说就会给生意带来说不尽的好处，就像种了发财树，白花花银子的结果是迟早的事。精明的山西商人自然深谙这条“风险投资”之道。
当然，这种“风险投资”是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也是封建社会商人的“生存”之的。
《红楼梦》中“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句俗谚，描绘的薛家是“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的皇商。薛蟠的叔伯妹妹宝琴“八岁随父行商海外”，“跟他父亲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书中这样的描述，山西皇商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学者曾把清代山西皇商与《红楼梦》里的薛家联系到一起，做过考证，认为山西皇商就是曹雪芹笔下的模特。理由是皇商薛家的财势气派、经营国内外贸易和广交官府等等情况，当时除山西皇商外，在全国还是绝无仅有的。
支持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是山西商人得到“皇商”身份的手段。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得到商人在财力上的支持，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而明清晋商在这方面的行为却影响更为深远。清入关前，一些晋商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卖活动，同时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有传递文书的活动。据《清实录》记载，1618年（明天启三年）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州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清入关初，军费支出猛增，军饷筹措十分困难。清廷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清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次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中，大多得到过包括晋商在内的商人的财力支持。康熙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时，曾有一些晋商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物资。他们在清军的军事行动中为清军保证了后勤供应，同时还开展了与蒙古牧民的贸易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最著名的是山西介休富商范氏。在向清军运送军粮中，由范毓●任总办，弟弟毓●任督运。战争中粮饷供给最关紧要。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征讨噶尔丹，清兵只有七日口粮，在昭莫多战役中，尽管清军取得胜利，但清军中仍有饿死的士兵，以至由于粮饷供给困难，无法继续深入追击噶尔丹军。当时，由政府官吏运粮不仅迟误，而且耕费过大，运一石米需银120两。显然这是官吏经手舞弊侵蚀所致。后来，经过范毓●的筹划核计，认为只需“三分一足矣”，于是范氏“遂以家财运饷万石”，“军费一如所计，刻期无后者”。这是极其艰巨的运输工作，不说时间急迫，费用又得节省，单就环境之恶劣就使人望而生畏。当时范氏的运粮队“出长城，逾瀚海”，战胜艰险，克服重重困难，硬是将粮饷运至用兵的西北，顺利完成了任务。后来，由管理户部事务的怡亲王允祥推荐，范氏又承担了北路军粮的运输任务。据记载，范氏先后为清政府运送军粮百余万石，出私财支援军饷，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万两。自然，这些山西皇商得到的是银两加荣耀的丰厚回报。
皇商在名义上是为皇室采购需用物品，每月只向内务府领取二两钱粮，然而实则可以假官营私，凭其买办特权，在全国范围内以至国外经商，只要有利可图，哪里都去，什么行业也干。于是，他们的商号遍布全国各地，通过私下经营，捞取厚利。正因如此，各家皇商都是富极一时。
《红楼梦》第八十回中夏金桂曾道：“谁不知道薛家有钱，行动拿钱压人”，正是一语道破了皇商的恃财仗势。连贾家需要人参、牛黄等药材都要向薛家讨取，需要棺木也由薛家赠给。贾母那么看得起薛家，总想亲上加亲，也正是因为薛家有钱。前面说的山西八姓皇商之一的介休范氏家庭，就是清代拥有数百万金之富，祖孙四世显赫近百年，上通朝廷，下连市廛，甲第联辉，名艳当世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范家与官府关系十分密切，频频行贿，动辄以万两计。甚至代人托情，包揽词讼。范家拥有雄厚资财，供其全家族享受奢华生活，毫不逊色于《红楼梦》里的四大家庭。连乾隆皇帝也称范氏家庭的人为“富家子弟”。范毓香宾的长子清注在京的公馆，俨若王府，有僮仆数百人之多。至举家败落时，尚有“奴婢千指”（指百人），其气派也不亚于薛家。
清代最著名的江南巨贾胡雪岩身捐二品红顶戴，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胡雪岩之所以能够在商场上呼风唤雨、左右逢源，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发达起来，就是得益于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官场的熟稔于胸。把为官与经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几乎是在他出道的时候就玩的把戏。初登商场胡雪岩就花钱捐了候补知县，从那时起官帽子就不曾离开过他的脑袋。随着买卖越做越大，他头顶上的顶戴也就越捐越高，直到头上戴上一顶二品红顶才算封顶。而二品红顶在身就意味着他出入县府、知府、州府如走平地，他见了巡抚不必下跪，比他官职小的像州府、知府、县府之类见了反倒得给他下跪。可想而知做生意的人做到了这样的地步会是何等的威风！
其实对商人来说威风不威风倒不是主要的，他们看重的是这官员的身份能给生意带来说不尽的好处。晋商通过财力、物力上支持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不仅当上了皇商，而且多人被清政府关照出任官职。据统计，范氏毓字辈和清字辈有20人出任官职。山西票号财东与经理人员则通过直接捐纳报效买官衔和封典。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有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有各级职衔。
平遥日升昌票号的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经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12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亦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岁羽，从其父亲到玄孙五代31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是“夫人”、“恭人”，冠冕堂皇。三晋源、长盛川、百川通票号财东祁县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所“千总”；其子渠应璜，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其孙渠长赢，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妻孟、罗、渠、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财东祁县乔家，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亻监受花翎员外郎，兄弟十人均花翎顶戴。平遥乾盛亨、其德昌票号财东介休北辛武村冀家当家人马太夫人，当咸丰初，清廷劝谕票商捐饷助炮以镇压太平军时她曾说：“此吾家报国之时也”，寄信各分庄，令竭力捐输助饷，前后共捐白银数十万两。不仅票号财东个个名登仕版，票号的经理人员亦一捐再捐，加官进衔。据清档零散的不完全统计，1853年（清咸丰三年）五月初三到十月初十日，山西各票号和账局捐资以“铸炮”，共白银34万两，钱七万吊。同年十月下旬，日升昌、天成亨等13家票号又捐银6000多两。1852～1853年（清咸丰二、三年）山西票号商人捐款达267万两。就这样，清政府用虚实官衔换得了票号商人的大量白银；票号商人则以白银易得了各种封典，取得了政治特权。
山西商人脑袋上这些五花八门的各种顶戴，实际上不仅仅是荣誉和门第高贵的显示，更象征着白花花的银子。首先它可以把地位的象征演变成信誉的象征，山西商人本来就是以诚信为本把信誉视作性命一般，掌柜捐了官衔，在普通人眼里就更增加了信任感，买卖自然是要比过去好做得多。该做一万的也做成了十万，原本是三个顾客也成了30个。自己方面，过去不敢放的账现在也敢于大胆地赊放了，不用担心到时候收不回来。
而且商人一旦官帽朝服加身就可以与相同职位的政府官员平起平坐，见了地位高于自己的官员亦无须下跪。既然彼此能够平起平坐，都是官场上的人，那就有什么话都好说了。谁都知道，“官官相护”是中国历朝官场上的一条基本原则。退一步，就说贿赂官府，别人需花一万两银子的事情，他只要出几千两也就能把事情办了，并且还能省却许多关节。而更多的时候官府得给捐有官职的商人留以足够的面子，在税收在公益在各种多如牛毛的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收费方面给予关照。俗话说的好，省下的就是挣下的。颠过来倒过去这个道理是硬道理：花钱购买官衔对生意人来说是一件极划算的事情。
清光绪年间的一个清晨，乔家上上下下忙碌异常，洒扫庭堂，铺设红毯，众人都听从着在中堂乔致庸之侄、曾任直隶新城县五品知县的乔超五的指挥号令。明眼人一看便知，一定又是哪位朝廷官员要造访乔家，要不怎会由熟悉朝廷礼仪的饱学之士乔超五来安排应酬事宜？时至晌午，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来到乔家堡，乔家人老远就纷纷跪倒行礼，待轿子抬到乔家大门口，近侍掀帘，下来一位身着便衣行装，但气宇轩昂的男子，待人介绍亮财主乔致庸时，来人不等乔致庸行礼开口，便握住乔致庸的手说：“亮大哥，久仰了！”一个“亮大哥”叫得乔致庸瞠目结舌，半晌才说：“不敢不敢！左大人这样称呼，折煞小民了。”原来，来人竟是身份显赫的清廷重臣左宗棠。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兼新疆督办时，便与乔家的票号结成了密切关系。他所需军费，均由乔家的票号存取汇兑。当时，左宗棠平定西北，又设防俄国，耗费巨大。此时大清财政已捉襟见肘，常常供不应求，而军情似火又不可等待，所以他常从乔家的票号借支透支。清光绪年间，乔家开设的大德通和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地，资本雄厚，买卖兴隆，信誉卓著，不仅吸引了大批普通商人，而且吸引了各官府。由于山西商人率先开办票号，经营汇兑业务，原先上交税银和下拨军费银、赈灾银等，都由实物解送变为汇票，纳入了山西人的票号业务银。这样，官府图个方便，票号图个汇水，官吏也可得些好处，互惠互利，久而久之，各地官府与山西票号便结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西北安定下来后，清廷调左宗棠回京任军机大臣。祁县位于川陕通往京城的官道上，乔家堡离官道也就是15里地，所以左宗棠以朋友身份绕道来乔家堡拜访乔东家。一是感谢乔家对他经略西北的支持，二是将来还有求于乔家票号。
此时，乔家刚修完院子，正要在大门前做个百寿图，便请左宗棠赐一副对子，给百寿图画龙点睛。左宗棠高高兴兴即兴挥毫：
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额为：履和。
这副对联至今保存在乔家大院大门前的百寿图上，让人想起乔家在一个世纪以前的赫赫威势。
到过乔家大院的人，还会发现大门上有一副锃亮的铜板对联：
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
笔调朴实温和，遣词大雅吉祥，文章含蓄深远。相传，这副铜板门联为大清总理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所赠。
乔家自从创办票号以来，得到了结交官府的许多好处。大德通票号还与曾任山西、四川巡抚的赵尔丰、九门提督马玉琨、山西巡抚岑春煊、丁宝铨等有密切往来。两湖总督端方曾在大德恒财东祁县乔家居住。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丰关系甚密，赵尔丰调遣到哪里，高就随往到哪里。事实上，山西票号为了发展业务，大都与所在省份的督抚交结甚厚。在京师则交结内府，走动各部，在外省则应酬仕官，出入衙门，借势借财，措置裕如。为了保持这种固定关系，总号调任分号经理很注意与官吏的调任相协调，分管经理也很注意与所在地官吏的私人情谊。
合盛元票号汉口经理史锦刚是两湖总督瑞澂的干儿子，总督府差役称史为“三少”，不敢直呼其名。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百川通广州分庄经理邢象宾是张府常客。袁世凯为了巴结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在三晋源票号经理的精心安排下，在票号账房得以拜见李鸿章。协成乾驻广州分号经理无一任不与粤海关监督为磕头之交，其北京分号经理与户部尚书往来甚密，所以能长期把持广东粤海关税款存储向京师国库汇解业务。山西票号正是从与官府的勾结中步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晋商在交结政府官吏方面除了靠钱直接与官吏交易之外，还有两种颇有独到之处的手法，一种是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直到走马上任。对于有希望科中之省试和入都应试者，其沿途川资，可由山西票号汇兑，川资不足，可由票号借款。对于有衔无职的官员，如果有相当希望、靠得住的人，票号也予以垫款，代他运动官职。既放外官，而无旅费赴任者，票号也可先行垫支。
检阅山西票商的书信，这样的交易内容随处可见。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蔚泰厚票号苏州分号致京都分号信称：
“又复开去王家言老爷三代单一纸，恐前信迟延，耽误伊功名大事。”“今封去黄国校、朱锦文二位捐从九品职三代各一纸，查收递捐”。“今封去周学浩兄，由俊秀捐从九职，黄伟、司霭云二位由俊秀捐监生履历各一纸，查收递捐”。蔚泰厚京都分号复苏州分号信称：“所有李北春兄等之功名，均已递捐，伊用过咱平足银一百四十七两零七分，黄伟、司霭云二位各用银一百四十五两零八分，周学浩、郑锡周二位各用银一百一十八两四钱”。
票号替上述索取功名或官职之人垫付活动银两，乃是一种放长钱吊大鱼办法。俗话说，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何况这样的长远投资，谁能不为之效命？以后这些人一旦得志，对于票号所经营业务予以便利与关照是铁板钉钉的事。
还有一种是代办捐纳和印结。咸丰时，清政府为筹措经费，大开捐纳，按虚实官衔等级定价，输银加封。“文官可至道台，武职可待为游击，京堂二品，鬻实官并卖虚衔，加花翎而宽封典。票庄乘机居间揽办，得利优于其他汇款”。已捐虚衔者，为了取得实职，还要靠票号为其打听消息，如某地官位有缺，如何运动，打通关节。已放实官者，为了取得高一级的职务，亦请票号帮忙。就以当时清廷派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一职为例，官场上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有名的肥缺，其肥硕的程度到了就是皇亲国戚要想谋得这一职位也得花20万两银子以上的活动费用。那时库伦办事大臣一职为何能够卖得这样高的价码？就因为它肥在了恰克图关贸，恰克图事务归库伦办事大臣管辖。而这样高的价码，没有票号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
票号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能够办通捐纳。票号平时自亲兵至郎中，分别等级行贿，逢年过节必赠款送礼，腊月二十到除夕，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拉包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赠送。对王公大臣，均在“相公”处殷勤接待。所谓相公地方，乃是布置精致、雅静，招待周到之处。因为王公大臣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所，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所以就有了“相公”地方。当由票号打通关节取得实职后，这些人自然感激票号，于是个人存款，贿赂横财尽存票号，公款业务也照顾票号。票号对这些人的存款代守秘密，一旦遇到查抄处分，票号均予保护，或转汇原籍支取。这样，官僚在票号的支持下，得到高官厚禄，票号则在官僚的庇护下得到存款汇兑公私款项便利，扩大营运资本，并得到了官僚的政治保护。
这两种手法，对山西商人来说可谓是一石二鸟，既承做了买官鬻爵的业务，又做了囤积奇货达到利用官吏目的的生意。
协同庆是平遥县十大票号之一。总号掌柜刘雪斋派张治达到北京协理协同庆北京分庄的一切事宜。张治达在京善于酬酢，结识满汉大员很多。放长线，钓大鱼，居奇货是他的拿手绝活。一次见有旗人穆氏面有忧色，从二人闲谈中得知穆要活动福建省将军一职，短缺活动银六万两，张满口答应穆氏由协同庆借支。穆氏非常高兴。时间不长，穆氏果然被任命为福建将军。穆到任后即向当地官员宣称：“平遥协同庆资本雄厚，信用昭著，以后公私款项尽存该号”。穆又提出要拨50万银两交张治达，请他独立办票号。张氏不愿背离协同庆，便劝穆氏把50万两白银浮存协同庆。穆氏依言，全部存入协同庆。协同庆在穆氏身上完全收到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效果。
张之洞，晚清重臣，学界巨擘，洋务运动的最后一个代表，他能做到封疆大吏，相传也曾成为协同庆票号下注的奇货。
张之洞因母丧守制三年后，进京朝见皇帝，想谋取更高职位，但必须送礼打通军机大臣和掌握实权的宦官等关节才行。张为了借打点钱，到京后的第二天，便坐轿拜访日升昌票号。寒暄后即开口借银十万两。日升昌掌柜想：不借给吧，张是官场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万一他日后真谋得大官，岂不是赶走了财神爷？借给吧，如果他谋不得大官，如何还得起这笔钱？因此说话吞吞吐吐，没爽利答复。张看到这种情况便告辞而去。日升昌邻近还有几家票号，张为了颜面，没有进去，却绕到另一个胡同，到了协同庆票号。
协同庆掌柜很机灵，张拜访日升昌时，已暗中派人探听消息，得知日升昌没有借给张，即想出了巧妙的办法。张之洞来到协同庆，这位掌柜亲自出迎，十分恭敬，满口应许，并说：“10万两银子算什么，但大人不会一下都用，最好立一取银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掌柜这样说，有自己的打算，因他宫廷有耳目，如果张花上三五万，皇帝确有委派的心愿，那么比十万再多也借给；如果花上三五万，宫里没有什么好消息，或者皇帝流露不愿重用的意思，那就不再继续借与张了。张闻言，很满意，立了一个取银折子走了。银子还没有借到三万两，张就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了。消息传出后，各票号都到张的任所贺喜。协同庆掌柜抢先赶到，似开玩笑地说：“当日大人到京时，日升昌看大人连十万银子都不值，小看大人甚。而小号则由大人随便取用。那时是大人用小号之处，现在大人高升了，小号可要沾大人的光了。”张之洞不谈报答，反问：“你们两广有庄没有？”协同庆掌柜答道：“没有”。张即嘱咐道：“你们派两人随我到广东，今后两广的财粮国税，完全由你一家经手解交。”这时，各票号贺喜的都到了，张均挡驾不见。据说，协同庆就因结交了张之洞，三四年间就赚到了百十万两银子。
没有票号的帮助，官吏的许多欲为之事是难以成功的。他们要想升官发财、存储脏款，必须有票号予以运筹。同治年间，左宗棠降收了董福祥，任以新疆陕甘总兵，后升提督，军饷调拨频繁需要有人经办，遂通过朋友与蔚丰厚票号商议，由蔚丰厚派人在迪化设立分号，经汇存董福祥军队军饷，蔚丰厚票号积利甚多，董福祥私蓄亦达十几万两。安徽芜湖道童某卸任返乡时，将在任所搜刮的脏款十万两，交蔚丰厚票号汇回原籍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取完，不计利息。
有名的光绪八年（1882）“户部云南贪污案”，也是由票号参与进行的。在捐职监生、天顺祥票号经理王敬臣和捐职布政使理问、平遥乾盛亨票号经理阎时灿的积极帮助下，云南省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知府潘英章通过办理云南报销，由昆明汇京白银185000两，以八万两贿赂户部、工部官吏16人，打通关节，崔、潘二人除在京购买奇珍异宝及挥霍浪费之外，还有部分银两又汇回原籍藏入私囊。
清代官吏将贪污受贿所得赃款存储票号，各地皆然。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蔚丰厚、协同庆票号成都分号收存了四川官员徐春荣、钱玉兴纳贿之款。徐、钱二人由于有人上奏而遭到查处。经调查二票号底簿及票号管事人，徐春荣自1890～1893年，先后存过银一万两，汇过上海及转浙江银共47000余两。钱玉兴先后存过银11000两，汇过安庆等处银7300余两。1916年蔚丰厚票号改组蔚丰商业银行时，袁世凯就以其弟袁世辅的名义在该银行投资入股100万两白银。但袁及各官吏在表面上和公开场合，却把自己打扮成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清官”。袁世凯还借此“整”了一伙“贪官”。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北京。当时帑藏一空如洗，西太后饬令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筹款维持。袁世凯欲使所属各官僚捐献巨资，于是在署设盛宴邀饮各官员。席间说出意图，不想这些官员闻听争相诉苦，说所得俸金不敷需用，一个个婉言谢绝。袁世凯大为不快，他考虑半天，想出一计。
一天，袁世凯派一得力精明之人找天津蔚长厚票号掌柜甲某，声称现有大宗公款要存储。掌柜询以需息金多少，来人说三分。掌柜说：“敝号存款，利息最多不过八厘，若要三分，实在不敢负担。”来人又说：“这是官款，不可以他项论。”掌柜说：“敝号惯与官场往来，……”接着举出某藩司30万，某阜司20万，某道员、某总办、某统领各有所储，先后不下百余万，其息率皆五厘六厘暨七八厘不等，无有出一分以外者。来人说：“我不相信。”掌柜说：“如疑吾言有伪，取簿呈核如何？”来人点头，甲某即取来账簿正欲展阅，忽闻报告有客谒见。此人乘机对掌柜说：“我把此簿册带回让袁总督检阅后，他便相信你所言非虚，我也好交差。”
数日后，掌柜派人入署取簿，得到的回答是：“总督尚未过目，隔日再来。”这样往返数次，还没取上，其时已届新年正月上旬。清朝惯例，每届年初，印委各官，必赴督辕贺喜。一日，袁见账簿上列名者已齐于署，于是同时传见，并留他们饮宴，席间又提及筹款事宜，这些官员还是诉说窘状，以实在拿不出钱相应。袁世凯当即变脸说：“我已知诸等各有巨资储蓄晋商蔚长厚票号，为什么还要哭穷呢？”袁世凯遂即从袖中取出簿册示以众人。这些官员哪敢承认。袁世凯说：“我想你们决不会有这样的造孽钱，定是奸商假托公等名义。”于是马上打电话召票号掌柜到署，厉声叱道：“刚才我已遍询各大人，都说并无巨款存你号之中，你为什么要假用其名呢？这种事情必须严厉惩处。”掌柜俯首无言可答。袁又说，既为人假冒，此款理应入官。于是不容置辩，派员随掌柜去，按账簿所载存款人存储数额，尽数提取，共约105万两。明知这是袁世凯的圈套，但这些官员只好哑巴吃黄连。
当然这只是个特例。一般来说，票号对于官吏个人的私款，受贿的横财是严守秘密的，账簿根本不示于人，一旦遇到查抄处分，票号绝不实告，或转汇原籍支取。至于任上的公款，按清朝定例，在京则存户部，在省则存藩库。但官吏多将其公款存蓄票号，好做私下的人情。这样，官僚在票号的支持下，既获得了高官厚禄，又有了藏富的保险柜；而票号则不仅取得了大量公私款项的存放，扩大了其营运资本，且取得了官僚的政治保护。二者互为利用，朋比为奸。
晋商一向以诚信著称，然而票号与官府关系陷之太深，因此亦有因“福”得祸之时。官吏贪赃被揭发，则票号随之一损俱损。在山西票号史上还发生过一起私分官家赈款的丑事。
1877年（清光绪三年），山西大旱。五年，两湖办理晋省赈灾捐款，由三晋源票号葆亭手中，等到期再转交票号，持汇票赴库缴款。葆亭令其门丁杨清如将汇票交巨兴源票号伙友车跃笼带回，巨兴源就将款暂存号内，观望时局，待催问即还司库，不问则聊作号内资金周转。然而不久，葆亭被罢了官职，相关人员也多更换。巨兴源认为无从查考，掌柜王鉴即起隐昧之意，遂与执事贾世源、伙友车跃笼商议，三人便将此款私分了。不想后来山西巡抚张之洞派员清理库款，发现来文与库簿不符，短收第27批银一万两。当即严饬司道局员调齐档案，详细查考，并提经手此批汇兑之巨兴源票号执事贾世源、车跃笼（此时王鉴已病故）一并发交太原府，下令该司道督一起查究。堂上对证，人证物证俱在，贾、车供认不讳，情愿全数缴回。因退款及时，认罪态度较好，从轻处罚：贾世源除革去从九品职衔外，与车跃笼各杖一百、徒三年，此案即算了结。
但没想到这时监察御史章耀廷提出了异议。他上了一本奏章，说：“往年晋省奇荒，赤地千里，朝廷施仁发帑，各直省官绅无不力筹援解；下至黎民百姓，也省吃俭用，凑合成资，源源接济。但是灾区较广，还是饿死了很多人，至今元气未复。设想一下，如果拿出这万金之数，该又能救活多少人命呢？巨兴源票号平时操奇居赢，利权在握，起居服用，贵似王公，当此家乡灾荒，不仅没有发慈悲之心解救桑梓危难，而且竟敢贪污分赃邻省协济赈款，至一万两之多。这样的罪行不是判三年徒刑可以了结的，现在山东诸省又发生了大水灾，哀鸿遍野，其灾情比往年山西更严重。若非将此案严加惩办，会有很多人效尤，老百姓的死活谁还在乎呢？因此应当严惩。”
这位章御史还在奏章中出了个主意说：“此辈市井居心，视银钱为性命，以其人之道治之，才能使其悚畏。拟请旨饬下该抚，严提巨兴源票号，正身免其杖徒，着照前所隐匿之数，勒限十倍罚锾，即以拨充山东赈款，俟如数缴清，方准省释。”清廷采纳了章耀廷的奏章，贾、车等人一万两未得，倒赔了十万两，从此该号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马关条约》、庚子赔款，给清政府带来了财政的极度困难，却给票号带来了业务的畸形繁荣。山西票号积极通过资金融通，解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自身在社会上的地位由红发紫，利润也高得惊人。以大德通票号为例，1888年每股分红850两，而1900年则为4024两，扩大4.7倍，到1908年每股分红1700两，是甲午战争前的20倍。
通过支持清政府的财政获得高额利润是晋商的拿手好戏。早在清初，山西商人就开始以捐输的名义换取政府的支持。清政府捐输的名堂很多，数量也很大，因为山西商人富名在外，所以山西是全国捐输最多的一个省。如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伊犁屯田，山西盐商等捐输银20万两，以备屯饷；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输运本银110万两；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后藏用兵，山西盐商等捐输银50万两；嘉庆年间川楚用兵，山西盐商等捐输银100万两；1800年（清嘉庆五年）山西捐输银一百四五十万两。《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时“晋省摊捐款项繁多，……统计每年摊捐银八万二千多两”。咸丰初，管理户部事务山西人祁隽藻上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捐银的37%，为全国捐输之首。1864年（清同治三年），又因新疆用兵，筹饷银，解运难，山陕商人又在新疆地方兑充大量军饷。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
给政府垫借款是晋商缓解当局财政困难的又一方面。大体上从同治开始，各省及税关应解京协饷，往往因款项不备，常由山西票号借支垫汇。如粤海关1864年、1865年（清同治三年、四年）上解京饷不备，在这两年中，分别由山西票号垫借总额的18%和27%。1866年，广东省财政拮据，由山西票号借垫汇解京饷15万两，占该省应汇解京饷的21%。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清户部因财政拮据，分别向京都、汉口、广东的山西票号借银124万两。
庚子事变，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出北京，在外逃期间，开支费用一时无有着落，相当困难，又由山西票号借给清廷银40万两，帮助清廷渡过了难关。在此期间，慈禧太后住大德通票号，随驾大臣董福祥则住在协同庆票号，其他人员亦都由票号安置下榻。同时，光绪皇帝传旨，令各省解京饷款，改电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
1901年9月，李鸿章全权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卖国投降的《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给各国战争赔款白银45000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223万两。清政府为支付赔款，除从国家财政收入中腾挪出一部分款项外，其余则全部摊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汇解上海集中，以便交付西方列强。庞大的赔款汇解、垫借汇兑，为票号增加了新的业务。同时也把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更加密切的阶段。
票号在办理如此庞大的公款汇兑中，手中经常川流大量资金，利用收汇交汇的时差，占有大量存款和在途款项。据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度支部在京各金融机构存款看，仅存大德通、大德恒、义善源、存义公几家票号的款项即达2064596两，占度支部在外存款的30%，而存入国家银行——大清银行的为61%，外国银行8%。票号并且吸收生息银两，仅商部在上海合盛元票号就有53万余两。由于票号有如此巨大的存款，不仅可以承办巨额汇兑和垫汇，同时又对政府放款。清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究竟在票号借款若干，无法稽考。但有一件事很说明问题。1911年10月，度支部大臣绍英向内阁大臣袁世凯请示，准备向京师各山西票庄再借银500万两时，山西各票号都担心“前欠各号之款已逾七百余万，归还尚无着落”，而不敢应允。
1914年阴历九月初一，日升昌京都分号代理经理侯垣携伙友及账簿逃回山西，随之其他地方分号的人员亦闻风惶恐接踵逃避。甚至并无亏本、尚有盈余的上海分号和杭州分号也关闭停业。晚清王朝危局之中如日中天的山西票号，就这样一夜之间如大厦倾倒，一发不可收拾。
《大公报》曾载文分析其倒闭原因说：其一，日升昌营业的中心点，在南不在北，南省码头最多，两次革命均受很大影响。其二，日升昌的款项，未革命之先均分配在南省。自革命后各省纸币充斥，现金缺乏，由南省调回现金，往返折扣，每万两亏至35两及五六十两。亏耗之数令人惊异。其三，日升昌当革命时，欠外数目约500万，欠内之数七八百万，出入相抵，有盈无绌，然欠内之数目，成本已付诸东流，根本不用说利息。欠外之款项，该号为支持门面，维持信用起见，三年之中始终未停利，这又是一项大的亏耗。以上三项，是为远因。所以关闭如此迅速的原因，还有种种近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广西的官款。广西官府催迫甚急，动辄率兵威胁，计一年之中提取十余万两，犹日日前往催取。
事实上，无论近因远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为鱼水关系，水涸鱼岂能存？晋商因之而盛，亦因之而衰。
晋商同清政府的关系密切在清廷崛起之时，为满清入主中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正是这种关系，为其日后的衰败埋下了伏笔。山西票号在19世纪50年代的迅速发展固然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然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官所助。山西票号在创设的最初30年，只有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等十家。而从1851年开始到1864年的14年中，又有协和信、协同庆、百川通、大德兴、元丰玖、协成乾、乾盛亨、谦吉升、蔚长厚、其德昌、三晋源、存义公、巨兴源、大德玉、祥和贞、义盛长等十几家票号的建立，它们的营业利润是极其优厚的。如蔚盛长在1856年到1858年三年中，资本虽然只有3万两，而盈利却有82499.13两，每年盈利为资本额的91.66%。各家票号资本大多十数余万两，但汇兑额动辄数百万两，如此巨大的周转资本，主要是靠吸收存款。票号吸收的存款，以各省政府机构之公款及贵族显宦之积蓄为多数，公款如税款、军饷、边远各省丁漕等，私款如官场之积蓄、绅富之储蓄等，无一不存在票庄之内。所以祁县老商人杨某说：“如其说票号的股东是山西富商大贾，还不如说是清政府及其显宦要员更确切些。”
晋商票号向有“北存南放”政策，在京师吸收王公贵族储蓄和政府公款存储，而在银归还者，便称上乘，至于利息的支付，绝对难以得到。特别是清政府欠票号的银两，“屡恳无效”。京中王公大臣的借款，因清廷覆灭亦难清理。
辛亥革命中，日升昌遭到致命打击。在变乱中，四川、陕西各分庄丢失银30余万两，由于清皇室贵族官吏垮台，放款收不回来，总数达300万两。在金融界活跃90余年的日升昌票号倒闭，“于全国金融影响甚大”，标志着晋商淡出历史的舞台。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