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的丧失正在摧毁我们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重建以诚信为中心的商业道德已成为当务之急。道德作为一种精神依赖于物质，诚信作为一种道德依赖于利益。因此，必须从诚信与利益的关系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只有诚信给人们带来的利益大于不诚信给人们带来的损失时，人们才会讲诚信。仅仅从道德层次，讲什么以德治国，是意义不大的。
在一个完善的社会中，人们之所以重视诚信，社会建立了普遍的信任关系，就在于诚信会使人们的利益最大化，不讲诚信，甚至无法活下去。一个企业只有讲诚信，产品才有市场，才能从银行得到贷款，才会得到其他企业的合作。同样，一个诚信的人会得到别人信任，才有个人能力发挥和事业成功。
诚信与利益之间的关系要由社会制度来保证，而不能靠道德说教来维系。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诚信的基本保证。产权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权责利的一致。保护产权就保证了个人可以获得自己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包括讲诚信在内。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个人努力与个人利益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诚信就可有可无了，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当只有背信弃义才有利益时，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无诚信的社会。因此，经济学家强调诚信的基础是产权明晰。
从法律上说，产权是一种权利，法律正是要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法律保护权利的有效手段之一是对违法者的惩罚。一个企业或一个人不讲诚信，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受惩罚是无诚信的代价。只有这种代价高到大于不诚信所获得的利益，人们才会讲诚信。英国市场经济初期曾经有债务人监狱，不讲诚信，欠债不还是要进大牢的。在狄更斯这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债务人监狱是苦不堪言，甚至惨无人道的。但没有这种严酷的法律，会有今天市场经济的普遍诚信吗?
一个社会，只有实现了产权明晰和法制才会有人人讲诚信的普遍信任。这种普遍信任的社会正是现实的市场经济。没有诚信，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交易，也谈不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但是，产权明晰与法制都是近代社会的事。为什么中国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封建社会中产生了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而且还出现了晋商和徽商这样成功的商业群体呢?
晋商和徽商所处的社会的确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产权制度与法律制度，但晋商和徽商的成功仍然与诚信的建立相关。这种诚信关系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诚信有所不同。现代市场经济的诚信关系以制度为基础，是一种普遍的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存在于某些人或某些群体之间，而是存在于整个社会。所有人，无论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都可以互相信任。这种信任被美国社会学家福山称为高度信任，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基础。晋商与徽商所建立的诚信是一种有限信任——只存在于某些人或某些群体之中。这种诚信的基础不是制度，而是血缘或地域关系。这种诚信被福山称为低度信任。这种信任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但这种商品经济难以发展成现代市场经济。
一些学者把存在于晋商和徽商中的诚信归咎于道德或文化，即儒家文化中所推崇的信义思想。我并不否认儒家文化在晋商和徽商成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我并不认同这种文化决定论。保证晋商与徽商诚信的仍然是利益关系，是诚信带来的物质利益起着关键作用，文化传统的作用只是次要的。
在晋商中，尤其在票号中，实行股东全权授权经营，即股东只出钱，把经营权完全交给职业经理人(称为“老帮”的总经理)，自己从不干预，甚至连店里也不去。但晋商的历史中没有出现一起职业经理人贪污或卷款逃跑主事。这种诚信程度在现代社会也不多见。晋商的有限信任建立在人的地域关系上，用人的原则是“用乡不用亲”。在当时社会的环境下，可供选择的机会并不多，经商几乎是惟一的致富之路。在山西，要经商只有进入晋商的店铺或票号。晋商的股东对职业经理人提供了有效的激励——业绩决定收入的身股制。职业经理人讲诚信(忠于东家，即大股东)，就能在票号就业，有高收入，诚信就成为利益的来源。另一方面，东家用老乡，一个人的家族亲属者陀同一地方，一个人不诚信会损害整个族人的利益，必然受到惩罚。同时，晋商还有一些严格的管理制度，防止不诚信的事发生。例如，职业经理人到分号当老帮不许带家属——这相当于把分号职业经理人的家属作为人质扣留在当地。讲诚信有利，不讲诚信受害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是可以实现的，这就使晋商以诚信为本。各个晋商之间的竞争又使整个晋商作为一个整体实现”以义制利”。徽商的情况大体相似。不过信任关系不是以地域为基础，而是以血缘为基础，即以家族为纽带的信任关系。
一个社会普遍信任的建立与完善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任何—个社会总是由有限信任发展为普遍信任的，在没有发展为普遍信任的情况下，有限信任就是重要的。应该说，我国离普遍信任关系的建立还有相当差距，因此，人们就相当重视有限信任。不过现代社会中的有限信任还不能仅靠地域与亲缘关系。在老乡与血亲观念淡化的社会中，还有其他建立有限信任的途径。民间所说的值得信任的人要“一起同过窗，下过乡，扛过枪”，正表明在有共同经历的人中间建立有限信任，要比其他人容易得多。人们在同窗学习、下乡受苦和扛枪当兵中，建立的友谊和信任关系比其他，，青况下要可靠，而在商场或官场认识的朋友就没有那么可靠。这是因为一来他们相知与相交的时间长，相互了解，二来他们在相交时并没有利益关系，只是，，青趣相投。这样交往而来的朋友中，可信任程度高。
票号的制度设计与现代企业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
晋商当然不，懂什么现代企业理论，但票号作为一个企业，其制度设计却与这套理论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现代企业理论强调，企业的效率来自产权明晰，而且最有效的产权形式是股份制。票号实行的正是股份制。票号的资本称为银股，分为正股与副股。正股是原始股，即初始的投资，通常由多个投资人出资。每股高者有，万两银子，低者有2000两银子，中间有5000两银子。股东多者有二十多个，少者也有近十个。例如太谷志诚信共有21个股东。在这些股东中有一家最大，称为大东家。正股中还有倍本银和护本银，由原有股东所分的红利转化而来，以便增加资本，防范风险。正股不拿利息，只参加分红。银股中的副股是由东家、大掌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的分红转化为股份，但副股只拿利息，不参与分红，相当于向票号的贷款。由这种资本结构可以看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两个特点：柜股权多元化和控权相对集中。在票号中代表所有者决策的是大股东，其他股东仅仅是参与分红。
票号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东家作为所有者只管两件事：任命大掌柜(总经理)和主持三一四年一个账期的分红，但不参与票号的经营与管理(山西人把这种东家称为“甩手掌柜”)。有些票号在东家与大掌柜定的合约中还明文规定，东家平时不准去票号，不能向票号推荐人员，东家的三爷——少爷(儿子)、姑爷(女婿)、舅爷(小舅子)——不进票号从业。这些规定旨在限制东家对实际经营管理的干预。东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选一位德才兼备的大掌柜，然后全权授权经营，这体现了“疑人不用，用 人不疑”的原则。这种全权授权使票号出现了一批极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在这种委托一代理关系下，东家承担无限责任，大掌柜有经营管理实权，但并不承担经营中的风险。这也决定了东家在选择大掌柜时是极为慎重的。在票号的历史上，选人不当的事基本没有发生过。在大掌柜选定之后，就由大掌柜选择并组成自己的管理团队。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全权处理全号内外事务，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包括内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人员的选用、分号的设立与管理、资本调度及其他决策。大掌柜下设二掌柜，协助大掌柜处理全号事务，尤其是内部制度实施以及员工的考勤、生活等事务(山西人往往把老婆称为这种主内的“二掌柜”)。有些票号还设有三掌柜，协助二掌柜工作，主要负责柜台(即对外)业务。这三人属于高级管理层，是票号管理团体的核心，但以大掌柜为中心。
为了适应票号在全国甚至外国进行业务的需要，在总号之下又设分号(亦称分庄)。分号的设立由大掌柜决定，人员由总号派出。但分号并不独立从事业务，仅仅是整个票号这盘棋上的一个棋子，其业务由总号调度，也不单独考核分号的业绩。这表明：票号采用了垂直式管理的集权组织模式。这是因为票号的原则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央”，以加速资本的流通与运用。业务多为“南放北存”，即吸收北方达官贵人的存款，到南部商业发达地区放贷。票号实行垂直式集权管理与它们的业务特点是一致的。这就是现代组织行为学中所讲的战略目标决定组织架构。
票号在全权授权经营的治理结构下，没有出现过职业经理人贪污、卷款私逃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这在世界企业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首先在于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这制度包括对员工的管理、财会制度、防伪制度以及相应的督察制度。
票号中对员工的管理是极为严格的。这包括进入票号要有铺保(由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提供担保)，担保者对被担保者负全责，以及严格的规章制度。票号要求员工”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除嫉恨;喜辛苦，戒奢华”。这种要求还明确为十不准：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违反者开除，不仅本票号，而且同行亦永不录用。许多票号还有更细的规定，如分号的人给家里带信、带东西，先要交总号检查，由总号转交等。这种对人的管理强调了员工的身份等级和对员工的人身控制。也许它不符合现代以人为本的观念，但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允许的，也是有效的。
票号有一套相当完善的财务制度。晋商的簿记制度是由明末清初山西思想家傅山先生创立的龙门账。它把全部商业活动按性质，渠道划分为进、缴，存、该四类，分别设立账簿核算。“进”指全部收入， “缴”指全部支出，“存”指包括债权在内的全部资产，“该”指包括投资在内的债务。其原则是进一缴：存—该，或者该+进=存+缴。账目的平衡称为“合龙门”，故有龙门账之称。这一套会计账目在本质上类似意大利人创立的会计体系。票号的财务账目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但账目更为详细。账目总体上分为作为原始记录的流水账、分门别类的分类账(这种账按门类又分二十余种)，以及记载现金来往的现金账。同一笔经营活动分别记入不同账目中，互相核对就可以防止内部人贪污行为。1897年山西大旱，有外地捐款1万两由三晋源汇至太原的一家小票号巨光源，官府未及取出，被该号王鉴、车跃龙、贾世源私吞，此事在1898年查账时查出。这表明票号的财务簿记制度是有效的。
票号的用人原则可以概括为三条：用乡不用亲，即所有人员一定是山西人(以祁、太、平为主)，既可防止家族管理的弊端，又可用乡亲关系实现同心同德;德才兼备，尤其重视职业道德;必须有铺保，作为对员工的一种制约。东家对大掌十队选要多方考察，包括若干次面谈。东家对德才兼备的人才极为重视，发现人才不惜代价。在晋商票号中有一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如日升昌的雷履泰。蔚泰厚的毛鸿翙、蔚丰厚的李宏龄、大德通的高钰等，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是相当优秀的。
票号的管理骨干都是自己通过学徒制培养出来的。在选拔时就十分严格，如志诚信招收学徒的标准是：15～20岁之间，身高5尺，家世清白(三代无从事不良职业者)，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清晰，口齿伶俐，举动灵敏，善珠算，精楷书，有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进号要经过面试与笔试。学徒为期三年。第一年干杂活，以考察品德为主;第二年学习业务，包括文化、写字、珠算、票号业务、骑马、蒙古语等;第三年跟师傅跑业务，在实践中学。票号内的许多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这样一步步提升上来的。他们忠于票号，忠于职守，且精通业务，保证了票号的成功。
票号极其重视激励机制。员工的待遇包括生活的供给制、薪金、休假，以及独特的身股制。员工除假期外平时吃住在票号内，一日三餐水平相当高，衣着或由票号发，或给以现金补贴，日用品和度假的旅费亦由票号支付。薪金是让员工养家的，一般学徒满期后即可领取，从年薪二两或四两银子起，最高可至100两银子。据太谷协成乾的记载，100两和10两以下者并不多，70两者占员工的1/3。这在当时已可维持小康的生活水平。
票号中最有特色的激励机制是身股制。身股是员工的人力股，可按股分红，在票号工作一定时间就可以有身股，称为“顶身股”。身股按员工的职务、工龄和贡献分为1厘到1分(10厘)。一般从1厘起身(也有从0，5厘起身的)，每个账期根据业绩晋升一次。一般来说，总号大掌柜可以有1分(也有例外的，如毛鸿翙分别在两个票号各有1分，共2分，还有大掌柜是1，2分的)，分号掌柜可以有5～6厘。一般而言，票号的红利按银6身4的原则分红(也有按其他比例的)。比如，这个账期(三一四年)共有红利10万两，则银股分6万两，身股分4万两。如果身股共2分，则每厘为2000两，顶5厘身股者则可分1万两银子。从实际情况来看，不同时期不同票号的分红情况差别很大，最好的有1分分到17000两银子的，差的也有1分分到2000两银子的，平均而言大体1分身股在1万两银子左右。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的收入水平。例如，一个分号掌柜顶身股5厘，三一四年就可分5000两银子，再加上供给的生活用品和年薪，还高于当时的七品县官——其全部收入为1050两银子。而且，在顶身股者去世后家属还可以在两个账期中参与分红。
身股制就是全员分红制，它把票号的整体利益与员工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员工为票号的利益而努力工作。日本企业采用的全员分红制正来自这种身股制。
任何—个企业仅仅有严格的管理和物质激励还是不够的。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再严格的管理也会有漏洞，这就需要有道德规范，以及体现这种道德规范的企业文化。票号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晋商成功地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转变为自己的企业文化。传统道德以义为核心，但却主张“重义轻利”，晋商保留了“义”，但却把“重义轻利”转变成“以义制利”，并把它们作为企业文化贯彻在自己的商业行为中。
作为晋商顶峰的票号完全继承了这种企业文化。
传统文化中的“义”可以理解为“忠义”， “忠”是下对上的忠诚与服从，臣忠于君，子忠于父等等。它是维护封建“君臣父子”等级秩序的伦理道德基础。 “义”是对别人的诚信，是维持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秩序的伦理道德基础。晋商成功地把这种伦理道德观运用于商业活动。“忠”就要求大掌柜忠于东家，下级员工忠于上级。在任何—个社会中，企业者陧一个严密的组织。作为一个团队，其效率来自内部的协调，这种协调的基础是秩序。这种秩序的中心是等级制与服从。社会权利的平等与企业内的等级并不矛盾。晋商要求的忠义是对其成员的道德规范。 “义”要求对同业.对客户的诚信，因为这是倒可一个社会中商业成功的道德基础。尤其对票号来说，客户把真金白银交给你，换回了一张纸条，如果没有诚信，哪有什么汇兑业务?所以，票号把 “忠义”作为自己企业文化的核心，在内是提高效率的需要在，在外开展业务的需要。
当然，要把这种文化观念灌输到每个员工的头脑，变为他们工作的指南，还要强调两个问题：引导与惩罚。引导就是让员工接受，票号在这方面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从学徒时起就要读四书五经，读书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学文化，而在于接受这种观念。二是把关公作为忠义的楷模，作为至高无上的神，用这个偶像来表达忠义的观念。关公崇拜是晋商和票号中一个独有的现象(其他商帮中不存在这种现象，起码不像晋商那样，把关公作为惟一崇拜对象)。这固然与关公是山西人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关公身上有票号所需要的精神。关公就是票号企业文化的载体或符号。要让员工接受这种企业文化还需要相应的惩罚，票号中的各种制度把这种企业文化变为可操作的制度，并对违规者严加惩罚。
晋商票号还有另一种企业文化——群体精神。商帮的“帮”字正在于同一商帮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山西人以“抱团”、“老乡观念强”著称。晋商正是以地域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徽商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松散商业集团。各个票号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也存在竞争，但它们之间又不乏合作与互相支持。这种群体精神在外地体现为会馆的建立。会馆是同乡聚集的地方，不仅交流感情(思乡之情)，而且相互帮助。在今天所留下来的明清会馆建筑中，山西晋商的会馆是最气派。最多的。在本地(总号所在地)则有行会，订立成文的或相互默契的行规，进行自律。例如，由于犯错错误而被一个票号开除者，其他票号不能录用。这对提高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起到了积极作用。票号中相互借贷，帮助同行渡过难关的事例在票号史上屡见不鲜。
在票号产生的相当长时间内，政府没有任何管制，其建立不用审批、注册，也没有任何部制度约束，甚至不纳税。直至1906年，我国才有了第—部《银行法》，这时票号已走向衰亡了。但票号在没有外部硬性制约的情况下自觉守信，严以律己.没有引起重大挤兑、破产风潮，还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票号这种自觉的自我约束也值得我们学习、深思。如何建立银行和整个银行业的自律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仅仅靠外部制约是不够的，银行要有自律意识。
现代银行比票号复杂得多，但票号这位“乡下祖父”的做法仍值得我们借鉴。越走近票号，你就越会觉得它是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
晋商的成功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改和利用
许多学者认为，晋商的精神是勇于开拓、勤奋、诚信等等。这些精神对晋商的成功的确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并不是晋商独有的精神，也不是晋商成功的关键。勇于开拓是许多国家和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共有的精神，有迫于生活的压力，也有追求更好生活的动力。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移民潮，沿海一带人民甚至到海外开拓，但有几个成就了晋商一样的事业?勤奋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几乎所有到过中国的学者，甚至像亚当?斯密这样没来过中国的学者，对中国人的勤奋都交口称赞，但旧中国依然没有摆脱贫穷与落后。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诚信精神并没有变为社会财富。美国社会学家福山指出，中国缺乏普遍的信任。晋商所具有的低层次有限信任，任何一个商帮都具有。这种种对晋商精神的概括者环能说错，但都太泛泛化了。
我们所要寻找的晋商精神是晋商所独有，其他商帮所没有或不明显的精神，是晋商成功最核心的因素。这种精神在我看来是制度创新和与日俱进。
与中国其他商帮相比，晋商的企业制度是最完善的。任何一个企业的成功都要依靠制度。晋商能够辉煌500年，尤其是产生了汇通天下的票号，依靠的也是制度。晋商的股份制已经体现了股权多元化和相对控股的特点。委托一代理关系下的全权授权经营，使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又避免了家族企业家族化管理的弊端。以身股制为中心的激励制度，保证了高效率，至今仍不过时。企业内严格的管理制度减少了内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中国的其他商帮也曾有过不同程度的辉煌，但有这套制度者，惟有晋商。
与晋商齐名的徽商早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已经开始衰落了，但晋商在这一时期却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其根本原因在于能否与时俱进。晋商和徽商都是以盐业起家的，当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盐业的垄断被打破时，徽商就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晋商在明代中期之后逐渐失去在盐业中的优势，首先转向多元化经营，然后又转向票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这正是晋商的与时俱进。晋商能根据不同的形势，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尤其在清道光年间抓住时机转向票号，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转型。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及时做出调整，是任何一个企业成功的必由之路。晋商不愧识时务的俊杰.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做到了与时俱进。这句话说起来并不难，难的是实践。晋商的成功正在于它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晋商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精神，但只有在制度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其他精神才能发挥作用。
今天我们谈到晋商，更多说的是它成功的经验与值得学习的精神。但同时也应该注意使晋商走向衰亡的内在缺陷。只有以这种态度来探讨晋商精神.才具有现实意义。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企业的成功都离不开政府。晋商和徽商的成功都得益于官商结合。但官商结合也种下了晋商和徽商衰亡的种子。晋商票号的极大发展得益于汇兑官款和向政府的贷款。但当清政府灭亡后，票号的泅万两政府借款成为泡影，这对晋商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晋商在与政府的交往上有两个问题。一是对政府的依赖性太强。企业要利用政府获得政府支持，但同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晋商后期过分依赖政府，就会与政府同兴亡。在清末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其风险就相当大了。二是晋商与政府的关系是通过个人交往、行贿等非制度化方式来建立和保持的。这在当时的社会中是无可奈何的。但也使晋商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并增加了不确定性和风险。
晋商的成功得益于它对中国文化的改造和利用。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改为”以义制利”是晋商成功的起点。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 “诚信观念”，都对晋商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应该承认，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利的一面。传统文化讲人治，晋商尽管有一套制度，但仍然没有摆脱人治。在股东中不是由董事会根据制度做出决策，而是由控股的大股东一人说了算。在经营中则是由大掌柜一人说了算。大股东选对了人，大掌柜经营得法，晋商就成功。大股东选错了人，大掌柜经营失误，晋商就失败。票号没有成功地转向现代银行正在于掌权的大掌柜(如蔚泰厚的毛鸿瀚)的竭力反对，这种大掌柜可以“一言兴号，一言灭号”。人不可能不犯错误，由人兴亦可由人亡，倒可依靠人治的企业都难以基业长青。
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缺陷是保守，以自我为中心盲目排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外资银行在中国广泛设立。晋商把自己的票号看得完美无缺，不知道“师夷之长”，学习外国银行先进的制度、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使它在与外国银行的竞争中失利，并失去了走向现代银行的机会。那些掌权的大掌柜们身居偏僻的山西内地，对世界的巨大变化几乎一无所知，个别了解世界的晋商，如渠本翘，则无力改变晋商的整体保守心态。这时晋商的衰亡就不可避免。
晋商犯过不少错误，有许多失败的教训，究其要源还在于传统观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