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正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晋商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山西应用科技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顾问、晋商文化基金会顾问，国家图书馆文苑讲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招聘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晋商兴衰史》主持人。研究方向为明清经济史，出版著作有《山西工商业史拾掇》《明清晋商及民风》《山西商帮》等。

　　专家视角

　　晋商称雄明清商界，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不断创新与转型发展。大体说来，在明清500年间晋商有过四次重要的转型发展。

　　抓住明代开中制机遇，晋商兴起于明初。

　　明初为防止蒙古各部南下扰边，在长城沿线设九边镇，驻有83万余军队，这么多军队，解决军饷是大问题。为此，明政府推行了一种开中制。《明史·食货志》载：“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即商人向各边镇军队输纳粮食等军需物资后，可获取贩盐专利。因为盐是专卖品，贩盐可获取暴利。山西位处长城之下，有远见的晋商便以“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捷足先登，集粮盐商于一身。尤其是实行商屯制以来，晋商“自募民耕种塞下，得粟以输边，有偿盐之利，无运输之苦”往往获大利，明人胡松说：“夫一引得白银六钱，积而千引，则可坐致六百金，万引则可得六千金。”山西从此涌现出许多富商，如洪洞李氏“以财雄里中，而月峰公起为边商”，蒲州（永济）范世逵“自开中以来……往往谋大利”。于是，晋商兴起于商界。

　　明中叶晋商的三个战略转移。

　　明弘治五年（1492）叶淇变法，将开中纳粮改为纳银，开中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此商屯解体，在边镇营运之商日趋衰落。晋商审时度势，及时转型。一是转为内商，即到内地各盐区营运。如扬州是淮盐集中地，嘉庆《江都县志》卷12载：“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縻至……秦晋商人势力最大”。在长芦盐区，晋商展氏为“世商”。明人王世贞说：“蒲州（张）四维父盐长芦，累资数百万，而（王）崇古盐在河东(今运城盐池)，相互控制二方利”。二是由粮盐商转为多业经营。经营棉布业，清人褚华说：“明季从六世祖赠长史公，精于陶猗之术。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下常客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经营丝绸业，明人张瀚说：“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帛者，必走浙之东也”；经营茶业，安徽《霍山县志》载：“土人素不辨茶味，惟晋、赵、豫、楚，需此日用，每隔岁，千里挟资裹粮，投牙予质”；经营颜料业，天启《赣州府志》卷3载：“城南之人，种蓝种靛，西北大贾，每岁一至”，西北大贾即指山陕大商；经营煤炭业，《娱目醒心编》载：明代景泰年间，太谷商人房氏往北京贩运煤炭获利10万银两；经营铁货业，明人王崇古说，大同马市的潞锅，很受蒙古牧民喜爱；经营木材业，明代晋商木材的贩运很活跃，嘉靖初年，山西巨商伐采皇木获银30万两；经营烟草业，同治《衡阳县志》卷11载：明中叶山陕大商，以烟草为货者有九堂十三号，每堂出入资本岁十余万金；经营药材业，明崇祯五年（1632）晋商泛海往日本贩运人参，价值十万金。此外油、纸张、干果、杂货、铜、锡、烟袋等都是晋商经营的商品，在北京的晋商为此设立了山西“临襄会馆”“临汾东会馆”。三是活动地区由开中地区向全国各地发展。明代实施开中制时，晋商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方边镇和各大盐区。明中叶以来，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明人张四维对蒲州（永济）人外出经商地区，概括为“西到秦陇甘凉瓜鄯诸郡，东南达淮海扬越，西南则蜀”。此外，晋商还到海外经营，明人谈迁说，崇祯年“有贾舶私贩日本……其贾多晋人”。

　　晋商经营资本的新发展。

　　入清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政治局面相对稳定，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晋商把握商机使经营资本有了新的发展。其一是活动区域。明代晋商基本上是“半天下”。清代晋商活动地区大大扩大，时有“遍天下”之称。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华北到处都有晋商足迹，北京、天津、汉口、南京、苏州、广州等商埠是晋商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北部蒙古地方，随着清政府对旅蒙商业限制的逐渐放松，晋商以归化城（呼和浩特）、张家口为基地，逐渐垄断了旅蒙商业。晋商还把目光投向国际贸易，恰克图是与俄商贸易的北方国际商城，清人松筠《绥服纪略》称：“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晋商走出国门，足迹走到了俄国、日本、中亚地区。其二是形成商帮，即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商业会馆为标志。晋商会馆遍布全国各大商埠、集镇，多达三四百处，会馆作为“联乡情”、维护同乡、同行业商人利益的组织，形成了地方性商人集团。其三是经营资本出现近代股份制形式。晋商股份制是在明代贷金制、伙计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银股扩大了资本，通过身股把商号的经营与员工的利益联系起来，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

　　晋商金融资本的产生与发展。

　　金融资本是经营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换言之，也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清代嘉道以来，随着商业业务的扩大，镖局运现已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善于审时度势的晋商，于清道光初年首创山西票号，标志着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金融资本。山西票号从货款汇兑，到解决商号间资金调拨和结算，进而存放贷款，已经具有早期银行的性质。到光绪九年（1883）山西票号已经有30家，遍布全国各大商埠，并在朝鲜新义州、韩国仁川、日本大阪、神户、横滨、东京设立了票号（银行）。晋商于19世纪20年代初创立山西票号，在中国金融界活跃了近一个世纪，并一度“执中国金融界牛耳”，对我国19世纪20年代以后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开创了我国近代银行之先河。

　　总之，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时机，不断创新和转型发展，是明清晋商成功之真谛。